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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听说后，来见吴国太宰伯嚭，对他说：“卫国的国君来之前，必然要与众官员商议，众人必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争论不下，所以来得晚了一点。那些主张来的人是你的朋友，那些反对来的人，是你的仇敌。如果你抓了卫国国君，是打击了朋友而有利于仇敌啊。”
伯嚭心悦诚服，就放弃了抓卫侯的想法。子贡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汉惠帝时，曹参为齐国丞相，萧何死后，曹参被召往长安继萧何在中央任丞相。临别的时候，他嘱咐继他任齐相的人说：“要把齐国的刑狱和集市留意好。”继任的齐相问道：“国家的政治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了吗？”
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6）
曹参说：“监狱和集市都是安排坏人的场所，你现在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平衡关系，把坏人安置到什么地方去呢？”
战国时，郑国的相国景差有爱民如子的名声。
有一天，景差坐着马车带着随从外出，出都城走了一段路，发现前面车马拥挤，道路堵塞，景差让随从上前察看，原来前面很长一段路淤泥堆积，坑坑洼洼，车、马每行到此便难以前进，马摔倒路边，车陷进泥里，人只好下车去拼命推拉那些车、马，搞得十分狼狈。
景差命自己的随从都下去帮忙推车拉马，自己也下车指挥，使混乱的局面慢慢变得有秩序起来。
又有一次，景差坐车经过一条河边，只见一个老百姓卷起裤脚走过河，因为时值隆冬，那人上得岸来，两条腿已经冻僵，全身也哆嗦成一团。景差看到这个情况，赶紧叫随行的人把那冻得浑身发紫的百姓扶到后面的车上，拿过一件棉衣盖在他身上。好半天那人才缓过气来，对景差真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景差关怀老百姓疾苦的事情传开了，大家都称赞景差是个了不起的人。
可是晋国大夫叔向却与众人持相反的态度。叔向说：“作为一个相国，景差并不称职，只不过是个庸才罢了。假如他真正胜任本职工作，就该对交通情况、桥梁道路了如指掌。对泥泞的路面及时加以维修而不至于到了走不通时去指挥疏通。至于桥梁，他该在春季就动员百姓把河沟渠道清理好，在秋季就组织人力物力将渡口桥梁修复、架好。到了寒冷的冬季，连牲畜都不能走过河了，何况人呢？可见景差胸无全局，不会深谋远虑，算不得称职的相国。”
与秉要执本相对的是事必躬亲。将将就是秉要执本，将兵就是事必躬亲。对普通人而言，事必躬亲是个人风格，无可厚非，但对于领导者来说，事必躬亲事必躬亲却是管理的大忌，对于整个集体的运转可能是致命的。
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什么都亲自过问，一竿子插到底，实际上是越俎代庖，那还要手下的人干什么呢？更大的危害还在于，事必躬亲一方面使下级感到不被信任，另一方面还会使下级的下级不听上司的话而直接亲附于你，从而造成职责不明，政令不通，人际纠葛不清，矛盾斗争尖锐。
所以，事必躬亲实际上是领导无能的代名词。正是想通了这些道理，丙吉才能够“问牛不同人”，知大节，识大体。
问题在于，很多领导人，包括英明的领导人都想不通这一点。
诸葛亮七出祁山时，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凡是处罚二十棍以上的都要亲自过问。他老对手司马懿听说后，不以为然地说：“吃得少，又事必躬亲，哪里是长久之计呢？”
当然不只是司马懿看到了这一点，诸葛亮手下也有人曾对诸葛亮直言相劝，认为“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管理工作有自己的规矩，对下级之间的工作不能越级代劳），并以丙吉问牛不问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等为例加以论证。
当然，诸葛亮也有他的难处，所以他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说到底，还是不懂的秉要执本的重要性，只不过反映在对下属信不过上而已。
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7）
观远数和识大道
社会虽然复杂多变，但它总有其规律可寻的。一个人对于社会而言虽然渺小无比，但是如果对它全长远和整体上进行了解和认识，那么就会逐渐聪明强大起来。
很多人能“详小事、察近物”，却不能“观远数，识大道”：所谓“远数”和“大道”，是指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对手发难。能够辩别下属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
春秋时，公孙仪作鲁国宰相。他自小喜吃鱼，鲁国的官员就都争着买各种鱼送上门去，公孙仪却从不接受。有时别人偷偷放下一条鱼在府门口，公孙仪也让人挂起来，直至干了也不吃。
他的弟弟问他：“你那么爱吃鱼，却不受别人送的鱼，是为什么呢？”
公孙仪回答道：“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能收鱼。因为一旦收下了鱼，就得照人家的意愿去办事，那就将违法乱纪。犯了法，就会被罢官。到那时即使想吃虾米，恐怕也没人送了！不收别人的鱼，就不会因为贪赃枉法被罢官，虽然没吃别人送的鱼，却能保证自己能有钱买鱼吃。”
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对身边的人和事一清二楚，对长远的问题却稀里胡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误事的。而公孙仪能够从一条鱼能反省到送鱼者的用心，再从中看到隐藏其中的危险。看似平易的智慧，却足令后世贪利亡身的蠢人汗颜。
宋真宗时，鲁宗道在做右正言之官。一次，皇上召见他。使者到他家，却找不到他。过一会，却从酒市饮罢归来。使者怕他难堪，与他相约说：“皇上若怪先生来迟，当以什么理由来回答？”宗道说：“以饮酒实情相告。”
使者说：“这样，皇上会降罪。”
鲁宗道严肃说：“饮酒是人的常情，欺君则是为臣的大罪。”
使者回去把鲁宗道之言如实禀报。真宗问宗道说：“你私自跑到酒家去，是何缘故？”
鲁宗道谢罪说：“我家里贫困，没有酒器，而酒家具备。恰好有乡亲远道而来，我请他去吃酒。我已换上便服，市人没有认识我的。”真宗笑说：“你是朝臣，恐怕要被御史弹劾。”然而从此很看重他，以为真实可大用。
许多人出了问题，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找个理由辩解。但鲁宗道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不仅是体现了一个人的品格，更体现了高超的智慧，那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识大体”──能分清事情的大小。所谓巧诈不如拙诚，鲁宗道先生的所为，其实正说明“大智慧高于小聪明”的道理。
春秋时代，鲁国国君为了显示对子民的体恤，下了一道法令规定，鲁国的人作了其它诸侯的臣子或妾仆，能够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到国家的府库去取赎金。
有一次，子贡在诸侯那里赎回了鲁国人，却没有去府库取赎金。孔子说：“子贡错了，圣人做事，可以凭借它移风易俗。他的教导可以在老百姓当中实行，而不是只适合于自己的行为。如今鲁国富裕的人少而贫困的人多，有几个人能拿自己的钱去赎回鲁国人呢？领取了府库里的赎金，无损于他自己的行为，而不去取赎金，就不会再有人去赎回鲁国人了。”
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8）
不久，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个人就送了一头牛来感谢他，子路接受了这头牛。孔子十分高兴地说：“鲁国一定会有更多愿意拯救落水者的人。”
用平凡的眼光来看这两件事，子贡不取赏钱，似乎胜于子路接受别人的牛。而孔子却肯定了子路而贬斥子贡，是想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做的事是不是好事，不能以一个人为标准，而应看天下人能否做到，尤其不能只看眼前的行为，而应看其长远的效果和影响，不能只看一时，而应看到长远。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的远虑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反应。
同样的道理，对于个人来说，远虑不及，必生近忧；并且即使深谋远虑，但由于外部形势变化莫测，也难免不生近忧，只有高瞻远瞩，拿得起放得下，能屈会伸，才能争到主动。
北宋仁宗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