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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嘧５�1959年，已经有小学462所，学生16300名；中学2所，学生342名；并建立了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咸阳西藏公学，专门为中共培养藏人干部（1957年建校时即有3600多名藏人入学 ），许多后来在中共政府任职的西藏官员都出自那个学校。中共在西藏兴办教育与巩固其对西藏的主权，其中的相关之处是很清楚的。拉萨事件之后，“一国两制”宣告破产，中共在西藏的“稳定集团”接管了西藏全部权力，变成了西藏的统治集团。行政事务的增加与对西藏旧制度进行革命的需要，使得“稳定集团”的权力、职能和人员都迅速膨胀起来，大量内地汉人被调进西藏，同时也有众多效忠北京的藏人被接纳为“稳定集团”的成员。那是一个政治急剧变革的时期，经济考虑被放在后面，维持“稳定集团”的顺利运转和保障其生活，最简单方便的莫过于继续实行以前的全面供养方式。一方面“稳定集团”的膨胀使之更加无法以西藏的紧缺资源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以中国之大，供养西藏的“稳定集团”不是难事，于是供养就继续实行下来，供养的范围也随着“稳定集团”随后的扩大而不断扩大。
2、现代化表演
中共在为其统治西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时候，除了在似是而非的历史文字中搬弄概念、寻找证据以外，它最为理直气壮的就是宣称旧西藏如何落后，而它的统治给西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不仅是强词夺理，它真心相信这一点。以至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敢于面对西方传媒把中共“解放”西藏比作林肯解放黑奴。通过展示西藏的现代化，以向世界证实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是目前中共在西藏推动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毛泽东时代也有，但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共将更多的合法性来源放在“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之上，而且那时它也不太在乎世界的看法是什么。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失去了毛时代的合法性来源，推动西藏现代化就成了最主要的替补。何况随着西藏日益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已经无法维持西藏的封闭，因此更促使中共要用现代化的色彩涂抹西藏──它需要证明它的统治使西藏变得更好，否则它就难以在国际舆论面前自圆其说，也无法平息藏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出于这种目的推动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说明这种现代化表演，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京在西藏搞的两次“大庆工程”。中国有重视逢十纪念日的传统。西藏于1965年9月成为中国国家建制下的一个正式行政区划──西藏自治区，标志着西藏从此彻底归属中国。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和1995年的成立三十周年，被当作重要纪念──称为“大庆”。北京为迎接这两个纪念周年进行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突击”，二十年大庆搞了个“四十三项工程”，三十年大庆更增加为“六十二项工程”，名曰“大庆献礼”，实则是对其治藏成就的突击大表演。今天到拉萨的人所惊叹的拉萨面貌变化，大部分都是被那两次“大庆工程”改变的。从下面列出是“大庆工程”部分具体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
拉萨饭店 机场至拉萨的道路机场宾馆 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体育馆 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电教馆 西藏图书馆泽当饭店 那曲群艺馆西藏大学艺术楼 拉萨剧院西藏博物馆 布达拉宫广场拉萨街道改造 林芝宾馆……
不管这些工程多么“现代化”，它们可以使参观者惊讶（不一定是赞赏），但是西藏社会的主体与这种“现代化”之间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也不可能从这种现代化中得到益处。举例说，西藏体育馆是“二十年大庆”的产物，至今已经盖起了十多年，但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举行过几场体育比赛或演出，不要说普通西藏农牧民，就连大部分拉萨市民也从来没有迈进过那座体育馆的大门；花费巨大的西藏图书馆，养着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办理借书证的不到一千人 ，真正看书和借书的更是寥寥无几。那些项目的最大功能，可能就是摆在大街上让人们看。出于这种表演目的，所谓的“大庆工程”把项目和资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在了首府拉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全部9亿元人民币投资，7。6亿给了拉萨），因此拉萨以外的藏人与这些“现代化”的关系就更少了。“大庆工程”中也有一些能源、工业等方面的项目，尤其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因为表演性质太强而遭到人们非议以后，三十年大庆的“六十二项工程”（投资总额达到38亿元）中增加了经济项目的比例，但是其中的表演性质并没有减少，甚至连增加经济项目比例也成了一种刻意表演。这方面的情况，下一节将进一步谈。两次“大庆工程”的钱都是由北京和中国内地其他省份拿的，不仅如此，因为西藏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施工，北京便以指令的方式将工程项目逐一分配给中国内地各省市，由它们包建，从设计到设备到材料到施工全部包下来，最后将建好并且已经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工工程交给西藏──为此创造了一个专门术语：“交钥匙”──让西藏坐享其成。这种事关西藏的工程，北京都以“政治任务”派给各省市，因此完成得好坏便对那些省市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直接影响。“二十年大庆”时，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派他的专机去运送“大庆工程”施工队进藏 ，就是给下面做出的姿态──援助西藏，不惜一切。所以各地无不把西藏工程视为“中央工程”，全力以赴，不敢马虎。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那时是天津的市长，当天津包建的拉萨剧院出现设计问题时，他亲自调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名设计人员，二十多天内赶了二百多张图纸，每出一张图就航运到拉萨一张，供拉萨的天津施工队抢进度 ，生怕天津包的工程落到其他省市的后面。在其他事情上，只要涉及到出钱，各省市总是与北京讨价还价、搪塞和拖延，但是在西藏工程上，各地甚至不惜牺牲本地利益。如湖北援建西藏措美县的当巴水电站，西藏报的预算是2800万元，实际建成后花费的资金高达7400万元。施工当年正赶上湖北发大水，损失了几百个亿，本身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为了筹措那笔给西藏一个县建电站的资金，湖北决定省内每度电加价一厘收费，除了少部分贫困地区免收以外，可以说80％的湖北人都为措美的当巴电站出了钱。7400万元如果用在湖北，可以建起8万千瓦的电站，用在西藏，只能建到1。5万千瓦。且不算这方面的投资效益比，湖北人被告知他们出的钱是用于造福西藏人民，然而当巴电站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解决了措美县城和县城附近八个乡的照明。没有电站以前那里也有电灯，只不过是用柴油机发电，每天天快黑才发电，夜深时则停止发电，对于白天想看电视或者夜里睡得晚的人，会感到不方便。花了湖北的7400万元建了这个水电站，从早到晚都有电了，的确是方便了一些，然而代价怎么算呢？措美县全县人口只有1。26万 ，即使全部人口都是电站的受益者（实际还有四个乡不通电），平均每人为用常明电的花费是5873元，是1993年措美县人均收入的五倍半。也就是说，那等于全县人五年半不吃不喝地劳动，只为把电灯从原来的定时照明变成常明。当然，建电站的钱不是措美县出，不要白不要。但是湖北省建完电站，交了“钥匙”，举行一个盛大仪式热热闹闹地表演一番，就可以向北京交差了。从此湖北撒手而去，电站的运行和维护就全都是措美县自己的事了。原来用柴油机发电，那不难对付，一二个个人管就够了，而这新建的当巴电站却招了四十多名工作人员，每年仅工资就得几十万元，再加上维护电站运行的几十万费用，都得措美县自己想办法。以措美每年二百多万元的财政收入（其中本地收缴的财政只有二十多万，其他全是北京的补助） ，如何支持得了呢？固然，按照市场的观点，只要有人用电，就可以通过收电费补偿费用，包括赚取利润。然而措美没有市场，用电全部是免费的。过去用柴油机发电时就是由财政负担费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