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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共邀请达赖与班禅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特地指示“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 。张经武当时对外保持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对内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书记，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的路上，张经武和他带领的一批中共干部，行走不离达赖左右，休息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赵慎应对当时张经武护送达赖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一天，大队人马来到接近泥石流地段名叫拉玉的地方。张经武在筑路部队和当地群众中调查天气和泥石流情况，战士和群众说，近日内爆发泥石流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山石松动，山坡上拳头大、斗大的石头飞滑下来的危险随时都会有的。战士们说，对泥石流也绝不敢大意，就在前几天，泥石流突然爆发，筑路部队一个排的战士无一幸免地全部被泥石流吞没了。这几天，战士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赶修公路，公路勉强修好，但仍不能通车。……次日，达赖一行出发，到达泊龙泥石流塌方地段，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泥石流区的山坡上，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手持红旗，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筑成一道人墙，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区时，年已半百的老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年轻的达赖喇嘛左边靠山一侧，保护着、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张经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搀扶达赖，他们紧张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过了乱石隘路。李天柱后来回忆说，很幸运，那天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我们确实是决心以自己的头颅、身躯、生命来保护达赖的。
达赖喇嘛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所写的自传中，也记述了这一段行程：
一路上死了三个人，都是共军，只死了三个人，这实在是侥幸。他们沿着路边站成一列，保护我们免受雪崩之灾，自己却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骡子坠崖摔伤了。一天傍晚，张经武将军来到我的帐篷，向我报告明天的路况会更坏，我们得下骡步行；他会亲自挽着手，全程护送我走完这一段路。当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张将军不但会管我的两位总理，他还可以威吓大自然。第二天，张将军一整天伴随着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跟他在一起实在很累。我也担心如果张将军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分不清谁是谁。在整个行程中，每一次我们都是往插着红旗的人民解放车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会前来提供我们茶水。有一次我渴极了，不等找到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就接过茶水喝下去。口渴稍减之后我才发现杯子真脏，杯缘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来。
显然，达赖喇嘛对张经武的印象不好。张经武曾逼迫他撤换了噶厦政府的两位首席噶伦，也就是他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位总理。他把张经武形容为“一位专横、傲慢的人”。无疑，张经武如此细心地保护达赖，肯定也不是出于他个人对达赖喇嘛的热爱，而是达赖的安全对西藏形势太重要了。以张经武的地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一点。达赖出任何一点问题，他是无法向毛泽东交代的。当时连邓小平都要亲自去检查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并且有些夸张地恫吓西藏工委的联络部长徐淡庐：“达赖、班禅住的这两个地方，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由你负责。”中共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对西藏的“统战”至少在开始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达赖和班禅在北京逗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年轻的达赖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正是佛教精神。他甚至一度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开始非常热中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物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
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诚。
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从“统战”出发，为了不招致藏人的反感，当时中共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1952年这样告诉西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同时，他在共产党内部这样解释：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好罢，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事实上一拖就是八年，当初差点导致谈判崩裂的有关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拖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而且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但是西藏人并没有因此放心，因为有数万人的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进了西藏。这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清朝虽有过大军进藏，战事一完即撤出，平时留在西藏的常驻军队只有千把人。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藏人是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藏。而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藏的周边和腹心。那引起的恐惧是中共怎么运用“统战”手法也无法消除的。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互不信任也是不可避免，时时发生的。包括这样的小事：
……两件事使达赖对毛产生恐惧。一次是藏人在京庆祝新年，毛泽东受邀出席。在庆祝仪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抛掷糕点敬献佛祖时，他也抓了两撮，将一撮朝上方扔了，然後狡黠地一笑，将另一撮扔在了地上。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时间，向达赖建议该如何管理西藏。谈得兴起时，将头贴在达赖的耳旁低声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为和尚尼姑要单身；第二，它忽视物质建设。”年轻的达赖惊恐地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
毛泽东也同样不信任达赖。1956年，关于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话：
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其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