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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能够发现这些不友善的态度。它很快就会开始不仅对邻国失去信任，而且对它们怀有同样的恶感。怀疑自然会产生不信任，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惹人憎恨的嫉妒和不正派的诋毁——不论是明显表示的或暗示的——会使诚意和善良的行为更快地改变了。
北方一般说是力量强大的地区，当地许多条件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人们建议的邦联中最北面的一个，不要很长时间，无疑会比任何其他邦联更为强大。这个情形一经出现，北方蜂房立刻就会在美国的更南部激发起它以前在欧洲南部曾经激发起来的那些思想感情。这似乎也不是轻率的猜测：大群小蜜蜂往往受到引诱，到它们丰饶而又优美的邻国，在更加繁茂的田野和更为温暖的气候中去采蜜。
凡是仔细考虑诸如此类的分裂和邦联历史的人们，会发现许多理由来理解计划中的那些邦联决不是邻人，而是相互接壤的国家；它们既不会彼此相爱，也不会彼此信任，相反，它们会成为不和、嫉妒和互相侵害的牺牲品；简言之，它们会使我们真正处于某些国家毫无疑问希望看到我们所处的那种境地：就是说彼此只能成为劲敌。
由于这些理由，那些先生们似乎是大错特错了。他们认为在这些邦联之间可以成立攻守同盟，这类同盟又能使意志、武力和资源联合起来，这对它们保持防御外敌的强大防务是必不可少的。
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从前所划分的那些独立国，在什么时候曾经结成这样的同盟，把它们的兵力联合起来抵抗外来敌人呢？拟议中的邦联将是一些各不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会用与众不同的条约管理对外贸易，还因为它们的物产和商品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市场，所以这类条约本质上也不会相同。
不同的贸易业务，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外国当然会有不同程度的政治依附和联系。因此，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同南部邦联作战的外国，却是北部邦联最希望同它保持和平与友谊的国家。所以，这样一个同他们的直接利益相反的同盟，就不易建立，即使建立，也不会诚心诚意地去遵守和履行。
不，这是非常可能的，在美国，如同在欧洲一样，相邻国家被相反的利益和不友善的情感所驱使，往往发现各有各的立场。考虑到我们远离欧洲，这些邦联对相互威胁的担忧，甚于对来自远方国家威胁的担忧，就是更加自然的事情了。因此，它们当中的每个邦联更希望依靠外国联盟的帮助来防御其他邦联，而不是相互结盟，防御外国的威胁。我们不要忘记，把外国海军接入我们的港口，把外国军队迎进我国，要比劝说他们或迫使他们离开不知容易多少。罗马人以同盟者资格曾经征服过多少地方，他们又以同样资格给他们借口进行保护的政府带进了什么样的改革呢。
那么让正直的人士去判断吧：把美国分为几个独立国，是否有助于我们反对来自外国的战争和不合理的干涉呢？
普布利乌斯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著
第六篇 关于各州不和所造成的危险
（汉密尔顿）为《独立日报》撰写
致纽约州人民：
本报最近的三篇论文中，已经详述了我们在不联合的情况下将会招致外国武力和诡计的种种威胁。我现在继续论述另外的一些也许更加惊人的威胁，这些威胁多半来自各州之间的纠纷，来自国内的派别斗争和动乱。凡此种种已在某些实例中略加讨论，但是还值得更详细、更全面地加以研究。
只有沉迷于乌托邦式幻想的人，才会真正对下列看法产生怀疑：假如这些州完全分裂，或者只联合为几个局部的邦联，那么它们所分成的各部分，彼此会经常发生激烈的斗争。
假如把缺乏这类斗争的动机作为反对斗争存在的理由，那就是忘记人是野心勃勃、存心报仇而且贪得无厌。指望几个相邻的独立而未联合的国家一直和睦共处，那就是无视人类事变的必然过程，蔑视数世纪来积累的经验。
国与国之间敌对的原因不胜枚举。其中有些原因对社会集体会产生普遍的、几乎是持久的作用。属于这一类的是爱好权力或渴望出人头地并且获得统治权——妒忌权力或渴望平等和安全。另外一些原因，虽然在自己的范围内能起同样作用。但是影响就比较有限了。商业国家在贸易上的对抗和竞争，就是这类原因。还有一些原因，数量上并不少于上述两种的任何一种，它们完全起源于私人情感，起源于各团体领导人物的喜好、仇恨、利益、希望和恐惧。这种人，不论是皇帝的宠儿或是人民喜爱的人，在许多情况下滥用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擅自以某些公众动机为口实，毫无顾忌地为个人利益或满足个人欲望而牺牲国家的安定。
大名鼎鼎的希腊政治家伯里克理斯，依从一个妓女的愤怒要求，不惜牺牲自己同胞的大量鲜血和财富，攻打沙姆宁城，攻克以后又把该城毁灭。就是这个人，因为对另一个希腊国家米加伦兴人的私怨，或者为了逃避菲狄亚斯雕像偷窃案的同谋犯嫌疑，或者为了摆脱对他提出的滥用国家基金收买人心的控诉，或者由于这一切原因的总合，发动了一场著名的悲惨战争——希腊史上有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经过种种变化、中断和恢复以后，以雅典国家的毁灭而告终。
那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亨利八世的首相，虚荣心重，一心想戴罗马教皇的三重皇冠，希望依靠皇帝查理五世的力量获得那个光辉灿烂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位大胆而有权势的皇帝的宠爱、并使他感到兴趣，他把英国投入对法战争，这种做法违反了最普通的策略原则，并且拿他自己统辖的王国和整个欧洲的安全和独立来作孤注一掷。因为，假使世上曾经有过一个君主，他有希望实现世界君主政体的计划，那么这个君主就是查理五世，华赛一度是他搞阴谋的工具，同时又是受骗者。
一个女人性情顽固，另一个女人爱闹别扭，再一个女结党图谋，这些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当代政策、变乱和安定所起的影响，已是人们经常详细论述的题目，众所周知。
由于个人打算的行动而造成的重大的全国性事件，就其范围来说，国内外都有，过多列举这种事例也是不必要的浪费时间。只要对事例来源略知一二的人，就能想起各种实例；而对人性有一定了解的人，也不会一直需要这种事例来形成他们对个人所起作用的事实和范围的看法。然而，把最近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一件事作为有助于说明这个一般原则的参考，也许是适当的。谢司如果不是一个绝望的债务人，马萨诸塞州是否会进入一场内战，是大可怀疑的。
尽管这方面的经验一致得到证明，但是仍然有些空想家或搞阴谋的人，一直准备鼓吹一种自相矛盾的论点，说各州虽然彼此分开，互不联系，彼此仍能保持永久和平。他们说，共和国的特征就是爱好和平；商业精神有一种趋势，它能使人们举止温和，而且能消灭常常引起战争的激情。象我们这样的商业共和国，决不会互相进行毁灭性的竞争来消耗自己。它们会由相互利益来支配，会养成一种和睦友爱的精神。
我们可以问一问这些政治设计人：难道不是所有国家的真正利益培育了同样的慈善为怀的和合乎哲理的精神吗？假使这是他们真正的利益，他们事实上追求过吗？相反，不是常常发现，一时的愤怒和直接的利益，对人们行为的控制，比对政策、效用或正义的全面或长远的考虑，更为有力，更为专横吗？在实践中，共和国是否比君主国更不爱好战争呢？前者和后者难道不都是人们管理的吗？厌恶、偏爱、竞争，以及获取不义之物的愿望，不是对国家和对皇帝同样发生影响吗？人民议会不是常常受到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倾向的驱使吗？议会的决定往往由少数被信任的人所左右，当然也就容易沾染这些人的情感和见解，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到现在为止，商业除了改变战争的目的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呢？爱好财富同爱好权力或荣誉不都是一种凌驾一切和冒险的激情吗？自从商业成为各国的普遍制度以来，起因于贸易动机的战争，不是和以前由于对领土或统治权的贪婪而引起的战争同样频繁吗？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