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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但亦有思与想合用的例子。《楚辞·九章·悲回风》：“入景响之无应兮，闻省想而不可得。”朱熹注云：“闻见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记思想者也。”曹植《盘石篇》：“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在现代用语中，思想一词在多种层面上被人们应用，或指某种观念，表示对一个事物的看法；或表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一种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或在认识论意义上，“思想是一种‘意志的信仰的理想’……在思想对所知事物要求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以致可以深入到实际行动中，思想是行动的‘行动计划’。”德国《哲学和自然科学词典》，引自孙小礼、韩增禄、傅杰青主编《科学方法》上册，知识出版社，1991，第465页。
思想作为一种认识论范畴，可以根据其来源和性质，区分为科学思想、文学思想、艺术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多种。什么是科学思想？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就是古代的哲学，更确切地说就是‘天人之学’……科学思想就是科学领域的哲学，具体说就是天、人、知、行的一般原则，也是关于自然、事物本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祝亚平：《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第57页。这一界定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等同于古代自然哲学，包括自然观、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似乎难以涵盖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忽略了古代具体科学成就中蕴藏的科学思想。因为科学思想虽然并不等同于具体科学成就，但每一科学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定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都蕴涵了相应的科学思想。郭金彬先生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认为：“科学思想是科学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科学成果所蕴涵的思想精髓。”郭金彬：《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知识出版社，1993，第1页。郭金彬先生这一界定，笔者深以为然。由袁运开、周瀚光主编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认为：“‘科学思想’这个词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丰富的概念，很容易引起人们种种不同的了解。”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卷，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21页。
该书认为，广义的科学思想应该包括以下四个不同层次的内容，即①具体的科学思想，②一般的科学思想，③科学观，④科学方法。其中所谓具体的科学思想，
“是指在各门具体的学科领域中体现出来的思想，例如天文学思想、数学、医学思想、农学思想等等”。所谓一般的科学思想，“是指那些相当于具体而言更加普遍、更加抽象、超乎各个具体学科之上并带有总体性意义的思想，这首先表现为自然观。……除了自然观以外，一般的科学思想又表现为一些渗透到各门具体学科领域中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如阴阳的思想、五行的思想。”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卷，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21～23页。书中对科学思想的界定比较宽泛，是一种广义的定义。不难看出，该书也认可郭金彬先生的定义，即科学思想是科学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科学成果所蕴涵的思想精髓。本书即是在这个概念框架下讨论道教科学思想这一问题的。
科学思想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活动中孕育、积淀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科学的进步，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客观物质条件，同时也有赖于先进科学思想的推动。现代物理学大师卢瑟福曾指出：“在学术界没有适当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而能够做出自然科学发现，这是十分罕见的情况。”引自劳厄《物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78，第10页。科学发展的历史不仅包括具体科学知识、科学成果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包括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科学思想的发展推动了科学不断演进。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写道：“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思想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会是肤浅的，并且很难达到目的。”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第169页。上述引言从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因此，要想深入细致地勾勒人类科学发展的轨迹，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第一部分：自然之道——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探析“道教科学思想”命题的提出与界说（2）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异常发达。按照李约瑟的观点，中国的科学在公元14世纪之前，一直保持着令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水平。中国不仅有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及四大发明这样辉煌的古代科学成就，同时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孕育了极为宏富的传统科学思想。其中道教科学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何谓道教科学思想？笔者认为，道教科学思想是道教人士在从事与科技有关的宗教修行的活动中萌发、沉淀下来的传统科学思想，是在宗教外衣形式下从事科技活动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道门人士已取得的科技成就中蕴蓄的思想精华；其内容与形式都深深地烙上道教的印记，带有鲜明的道教色彩。
“道教科学思想”这一命题并不是笔者凭空杜撰的，其之所以能够成立，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合理的内在逻辑因子。现条陈如下：
第一，中国科学思想的探索，离不开对中国科学与中国宗教关系的把握。宗教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对人类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学艺术思想和科学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深刻影响。丹皮尔（William Cecil Dampier Dampier…Whetham）所著的科学史著作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原版于1929年，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当时正处于中国抗日战争西南大后方的学者任鸿隽、李珩、吴学周三人通力合作很快就将其译为中文，以《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的中文书名，作为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大学丛书之一发行。原书名直译为“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任鸿隽先生在译者序特别说明了为什么将其书名易名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科学在西方学术史上本来是哲学的一部分，早年的科学只叫做自然哲学。后来科学依据了它本身的特殊方法，研究自然界及社会上一切现象，利锋所向，成绩斐然。不但与哲学分道扬镳，简直有取哲学而带之的形势。所以谈科学史而撇开哲学不讲，是不可能的。若勉强做到，徒见其残缺不完而已。至于科学之与宗教，虽始终立于反对的地位，但如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即含有科学的种子。文艺复兴以前，教会为欧洲文化的唯一渊薮。科学之于教会，有如吾国九流之出于王官，正反有殊，而关系则一。丹皮尔此书，叙述科学历史的发展，处处指出它与宗教哲学的关系，盖不如此不能了解科学发展的过程与其真正意义。此书之异于其它科学史者在此，此书之高出于其它科学史者亦在此。因此书所注重者，不特是科学的本身，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故易名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丹皮尔：《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46，第2页。
任鸿隽先生是一位有敏锐眼光的学者，他独具慧眼地指出丹皮尔的这部著作特点在于注重从科学与宗教、哲学的相互关系来论述科学发展的历史，其价值也在于此。因此书所注重者，不特是科学的本身，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故易名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在任鸿隽先生看来，科学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探讨。换句话说，从宗教与科学关系入手，是探讨科学思想的有效途径。
第二，从历史发展来分析，道教对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