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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道德主义是一座设计精巧的纸牌坊，我们理应为它的崩塌而欢呼。张承志为其招魂，不惜号召进行一场文化的圣战。尽管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只属于极少数，但我们对其负面影响却需保持警惕。李书磊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主义是一套言不及义的社会药方，是不能真正解决历史疑难的妇人之仁和匹夫之道，而且在社会变迁中张扬道德主义很容易变成对旧道德和旧体制的招魂，和知识分子最耻于为伍的那些力量沦为同类。”（李书磊《“人文精神”的真实含义》、《文艺争鸣》一九九五年第六期。）在这样一个道德感日益薄弱的时代，倡导道德本无可厚非。呆是，在闭口不炎对一个社会来说更为重要的两大根基——民主与法治的前提下，将道德泛化，绝对化，终极化，超验化，则又将重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覆辙。
对于有着超乎自身利益的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以真理在握、党同伐异的态度来批判社会现象，还是以真诚对话、双向交流的姿态来与大众沟通；是以自我封闭、以战为乐的方式来强迫别人接受理想国，还是以严谨务实、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开发民间资源、激活民间资源，何去何从，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选择。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那些昔日枕着泛道德主义的温床舒适地睡大觉的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拥有的大陆变成了孤岛，他们不敢去思考为什么洪水会泛滥，而只能学着窦娥一样撕心裂肺地哭诉。
然而，这种哭声，我总觉得过于矫情。
三、死亡：魅力无穷的美学
加缪说过：“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死亡。”在存在主义者那里，死亡是判断人生价值的首要前提；在张承志那里，死亡则成为一种魅力无穷的美学。张承志作品美学上的穿透力，正是其打动青年学生心灵的秘密所在。
“血是红色的，而信仰是蓝色的，它们相侵相染后的颜色竟是——贫苦悲壮的黄色……血流成河。血侵入我坚信曾是蓝色的山地以后，蓝世界变成了黄土。”（张承志《庞然的背影：回民的黄土高原》）在讲述哲合忍耶教的历史时，张承志有意将美学魅力推展到极致：贫困苍凉的黄土 经过他巧妙的置换，居然成了信仰的蓝色和鲜血的红色相浸相染的结果。我不知道根据色谱学原理，“红＋蓝＝黄”的公式是否成立。但张承志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确实能够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他深知，一个社会在走向民主化的同时也走向平庸，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只能是一地飞舞的鸡毛。在平庸中生活的人们，潜在地拥有着超越性阅读的渴望。谁不会被这样的文字所打动呢——
“十八世纪的清军统帅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起义的农民能够举着木棒铁锹扑向兰州城呢？为什么他们在可以突围转移时，却死守华林山全体牺牲呢？十九世纪末的人物左宗棠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大规模的军威皇法前，挑战的尽是些褴褛的、面带菜色的人？为什么在他看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马化龙的人头在示众中国各州县十年以后，还有人苦苦恋着，一直欲盗回那颗枯干变形的人头呢？”（张承志《庞然的背景：回民的黄土高原》）
“哲合忍耶苏菲主义因为清朝官腐的镇压，坚信殉教可以直入天堂，因此它反叛不已，辈辈流血，农民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后来对信仰的坚持变成对自己利益和心灵的守卫。坚持带来了牺牲；死人受到了狂热的崇拜。光辉灿烂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不识字的黄土高原里没有人知道；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些名人，农民的名人，一生清贫终遭惨死的穷伟大。他们的坟墓有自愿的教子虔诚地看守，每逢他们的祭日就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崇拜者在此祷词，让那些列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年表上的列代皇帝们永远嫉妒。”（张承志《庞然的背景：回民的黄土高原》）
这样的文字，使张承志的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一个永恒的朝圣者，一个踽踽独行的大地之子，一个堕落时代拒绝投降的英雄，一个与阵地共存亡地战斗者。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可崇拜而不可仿效。距离造就了美学的最佳效果。死亡使我们与他分处银河的两岸——我们只能仰望这位不怕死的圣徒，因为我们都是怕死的俗人。在对死亡的礼赞中，那僵死的、庸常的物质世界变成了川流不息、汹涌澎湃的生命力量。在读者的眼前出现了具有宗教感的真正美的王国。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死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死亡与庭生仅仅是生命的自相斗争，其目的在于不断地把它自身表现得更加光辉，更加类似于它自身。”（费希特《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正是在对死亡的赞美上，张承志从十八年代开始就与当代作家拉开了巨大的距离。
“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后来，刘宾雁发表了他的第四次作协大会日记，讲舞星张贤亮怎样提议为‘大会工作人员’举办舞会，而实际上真正和大会工作人员跳舞了的只有他刘宾雁——那时，我们在上坟；九省回民不顾危险冲入兰州，白布帽子铺天盖地。我挤在几万回民中间，不知言语，只是亢奋。那一天被政府强占的、穷人的救星的圣徒墓又回到了哲合忍耶派百姓手中。他是被清政府杀害的——声威雄壮的那次上坟，使我快乐地感受了一种强硬的反叛之美。”（张承志《别离西海固》）张承志这段未被重视的文字，实际上已清晰地显示出八十年代中期起知识分子的“反叛”已发生深刻的分裂。所有九十年代的矛盾与冲突，都能从八十年代浑浊的话语中找到线索。“跳舞”与“上坟”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两种迥然不同的反叛行为，都极具美学内涵。我不得不佩服张承志这一概括的准确与精妙，这或许是他的一种直觉。刘宾雁选择的，是一种世俗的、参与的、下降式的，迂回而又功能十足的反叛；张承志选择的，则是一种弃世的、拒斥的、飞升式的，直接而又美不胜收的反叛。刘宾雁的“跳舞”，企图恢复被国家掠夺的公共空间，寻找一种个人主体性的话语形式；张承志的“上坟”，则以彼岸世界为参照来提纯此岸世界，从而进入形而上的宗教境界。刘宾雁立足于“生”。在享受感官快乐的同时拓展个体生存的自由度；张承志立足于“死”，在膜拜伟大的死者的同时与物质化的生存决裂。刘宾雁在跳舞中绝难寻找到“美”，因为跳舞在他不过是一种手段；张承志的上坟却完全是为了上坟，他将上坟目的化，从而寻找到了“强硬的反叛之美”。因此，在众生喧哗的九十年代中期，张承志有资格宣布：“跳舞派”终于堕落成了小丑，而“上坟派”则升华为杀身成仁的义士。
在把死亡当作医生这一点上，张承志俨然是一个“小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说过：“死是一切罪恶和错误、一切情欲和贪欲、一切需要和斗争、一切苦难和悲痛和否定 、终端。因此，古人便把死称为医生。”（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