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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古老的楼房数也数不清：一教、二教、文史楼、哲学楼、化学楼、俄文楼、民主楼……一些正被拆除，一些等待着被拆除。谭咏麟伤感的声音飘荡着：“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飘落……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是的，白发与黑发都留不住什么。这里本来就是一处“不真”的世界。冬天，当我作为早上第一个赶到教室的学生，穿行在灯光昏黄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空气如此燥热，带着金属般的霉味，渗透进我的每个张开着的毛孔。封闭的空间，模糊的门牌号，被白蚁蛀坏的讲台，墙上一层接一层往下剥落的石灰，这一切就像一台老得走不动的挂钟，牙齿落得差不多了，咬不住时间的手指。最放肆的是老鼠，它往往在老师讲得最精彩的时候，闪电般窜过讲台，下面爆发出男孩愤怒的喊打声和女孩矫揉造作的尖叫。颓败的氛围每时每刻都在与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孔进行着艰巨的斗争。终于，在古楼里呆过的那些明朗的脸颊上，捉摸不定的神 色越来越多；那些青春的血管里，汹涌澎湃的鲜血越来越少。窗户整个冬天都紧着着，灰尘与水气使它们不再透明。于是，看不到窗外的塔和湖了，只好收起骚动的心来，学生变成了先生的同龄人，而不是先生变成学生的同龄人，早生华发不是为多情。
张承志说，这是一座游牧的校园。然而，门卫严肃地检查着进出人等的证件，好似一处保密机关。学生们整天围在宿舍里打牌，劣质的扑克牌像蟑螂一样在油迹斑斑的桌子上跳动，在楼外游荡的是土头土脑的校警，与银杏叶铺就的小径那样不协调。反正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年份，校警们除了撕海报，什么也不用干。这是约定俗成的午休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瓶从窗口扔出来，有二锅头，更多的是燕京啤酒。空瓶子亲吻水泥地时声音悦耳，破碎的玻璃片在树根下放射着斑谰的光泽。我总算感觉到时空的更替与流转，在一中午的蝉鸣里，酒瓶的悲剧简直就是贝多芬的《命运》。风从湖边吹来，罕有的温润。忽然想起军训时代的一桩趣事来。教官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同学大骂不止。这名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同学，竟针锋相对地说：“我是什么东西——我是北大学生！你是什么东西？”这句话一定比所有的粗话还要“恶毒”，飞扬跋扈的教官面目狰狞地扭头而去。显然，某个语词令他无法抗衡。那时，我们把这种命名当作屈辱生涯中仅存的一种荣誉；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湖光塔影之间时，却又开始忘却这种真正的荣誉。这种荣誉还能维持多久呢？若干年后，同龄人们的语气是否还能如此理直气壮？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背着沉重的书包最后一个走出图书馆的大门，背后的灯光依次熄灭，仿佛有双手跟着我追。踏着雪泥走在燕南园的矮墙外，空气轻微地震动，使树枝上的几片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雪花格外意深，帮我沉默。该睡的都睡了，该醒的还醒着。燕南园的深处似乎还亮着一盏枯黄的灯，看不真切。一句偈语涌上愕然的心头：“饭颗山头饭颗生，莲花灯下莲花起”。我俨然成了灯下读经的主人——那位主人，可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那位主人，可与塔和湖一样年长？此刻，就缺少犬吠了，否则我便成为唐时的风雪夜归人。
那些独行的夜晚，没有月光，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舔着我的脚印。几座新建的大楼挡住了黝黑的塔影，而湖在哪个方向呢？我迷糊了。两句《牡丹亭》的唱词涌上我的喉头，尽管我依旧沉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唱春天，现在却是冬天；那是唱南方，这儿却是北方。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这两句唱词，就像林黛玉想起“赏心乐事谁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一样，带着彻彻底底的绝望的心情。
我又一次走向塔。围墙外，有一根张牙舞爪的姻囱，比塔还要高。完美的构图被破坏了，照不了一张只有塔的照片，塔的旁边是无法回避的烟囱。烟囱是什么时候修起来的呢？因为烟囱不是“人文景观”，所有人都不知道答案。我只记得法国摄影家马格·吕布七十年代到中国拍的一组照片，其中一张便是冰冻的未名湖、湖面上滑冰的大学生、寂寥的塔以及滚滚冒烟、欣欣向荣的的大烟囱，许多朋友都恨这根烟囱，我却不恨。坐在枫岛上望这对“兄弟”的时候，我想：缺了烟囱，怕塔也要逊色许多吧？这是历史，也是现实。
我的眼角是一湖的水，这些水曾溢满几代人的眸子。塔在湖的一角，孑然而立。许多年以前，塔门便锁住了，没有登临的可能。记得我到北大的第一天，兴致勃勃地去看未名湖，却在偌大的校园里迷失了方向。只好红着脸怯生生地问一名老生：“未名湖怎么走？”
“那边不是？见到塔就见到湖了。”他指了指突兀于郁郁的树荫之中的塔尖。我便沿着塔的方向走，终于走到了湖边。塔成了我开启这座迷宫般的校园的第一把钥匙。
湖动，塔静；湖是阴，塔是阳；湖躺着，塔立着；湖谦逊，塔高傲；湖依偎大地，塔向往天空；湖容纳游鱼，塔呼唤飞鸟。焦灼的时候，可以来触摸湖的妥贴；软弱的时候，可以来汲取塔的耿介。塔与湖都是有灵魂的，它们的灵魂是千千万万人的灵魂，是北大的灵魂。北大如果没有了塔和湖，就像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年轻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那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人们已然不笑亦不哭。湖光塔影之间，还有一个人在行走。行走的这人是我吗？
这个人是我，这个人的背已驼，足已跛。这个人衣衫褴褛，行囊里全是书籍。在这不纯真的年龄里，未名湖像孕妇一样忍耐痛苦；在这不纯真的年龄 ，博雅塔像幽灵一样撕破幸福。塔与湖分别处于对立的一极，提醒着人们保持残存的一部分记忆。塔与湖都知道，身边行走的这些人都不再是昔日的知己了。但它们依然像昔日那样存在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怎样一种凄美而悲壮的情景啊！让愿意枯萎的尽量枯萎，让愿意腐烂的尽量腐烂，让愿意生长的尽量生长，让愿意燃烧的尽量燃烧，让安居者继续安居，让漂泊者继续漂泊。最后，塔依然是塔，湖依然是湖，我们依然是我们。
世界真的会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熄灭”么？
第三辑 玩知丧志
玩知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蛮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拾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铖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千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蠢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宥，而“玩知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