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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清廉，则能大公无私，一身正气，处理好各项政务。即如当时的盐务，清政府仍沿用明代的纲盐制，即由少数盐商垄断食盐购销。后来，这些垄断纲商甚至不需经营食盐，只将专利凭证转手卖给他人，即可坐得巨利。贩运者因而成本增加，不法官吏又对盐商勒索种种浮费，盐商则抬高盐价，将负担转嫁平民。盐价昂贵，官盐滞销，私盐泛滥，给民众生活及政府财政都造成极大困难。针对盐务的弊端陋规，陶澍以惊人的胆魄，对盐政进行了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他取得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大力支持，首先在淮北二十九州县取销纲商对食盐的垄断。他颁令改行票盐制，允许商人自由领票贩运食盐，但必须照章纳税。这样，过去的垄断纲商就不能坐享巨利了，贪官污吏的盘剥也大大减少，而盐税收入则大大增加，吏民称便。因此，票盐制被人们称为“百世之利”。陶澍兼理盐政八年，革除了垄断商贩的束缚，使商业资本在食盐的运销领域中能自由发展。他是率先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地方大员，大胆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并取得了轰动朝野的成就。
陶澍的廉政务实作风，实源于他“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他生长在安化农村，干过打柴、放牛、捕鱼等体力劳动，因而懂得民间疾苦。吃饭想到耕夫，“常恐七尺身，远愧一囊粟”，喝茶念及茶农，“谁知盘中芽，多少肩上血”。他深知“民以食为本”，决意“平生衣被志万家”。在送友人赴任时，赠诗以“此行要为苍生计，我辈原从白屋来”，与僚友共勉；当出京外任时，在《出都留别诸友》诗中表示：“此行敢忘东南计，我亦壶浆瘠士民”。这些，都体现了陶澍以国事为重、以民情为念的志趣和为国为民一展抱负的情怀。
正由于陶澍关心民瘼，尽力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因此在当时深得民百姓称之为“陶青天”。当陶澍巡视南漕事竣，“回京复命，江南百姓攀辕洒泪”；当他离开川东时，郡中父老随行相送十余里，有诗“来何暮，去何速，何时重来蜀民福”，以表依依惜别之情。陶澍亦赋诗四首（此录一首）回赠：“多情父老挈儿童，此景江南宛若同。记得黄林庄上别，几行挥泪对西风。”在江苏兴修水利工程，他往往徒步行走，夜以继日，亲自勘验工程质量，使所主持修竣的水利工程确实能防洪抗洪，“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在安徽抗灾救灾，他带头捐银三千两赈济灾民，并奔走于受灾各州县，部署各地疏导积水，补插晚禾，大修水利，相互扶助，共渡灾荒，使“流移、老疾、孩稚皆有所养，殍殣者有所瘗，民不知灾”。直到一八三九年，为官数十载的陶澍，终因积劳成疾，六十二岁时在任所溘然辞世。“讣音所至，寮吏军民莫不陨涕”。作为一名封建官僚，能得到民众如此拥戴，确属难能可贵。
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生如一湾小溪。评论历史人物，主要在于考察他的社会实践是否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陶澍将他人生的涓涓细流，慷慨地汇入了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中。他留下的奏疏、日记、诗赋词章，有不少属鲜为人知的史料，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今，重新认识陶澍这位处在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之交的“临界”人物，探讨其一生为官行政的睿智筹谋、大胆改革、勤廉务实的经历，更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我想，重读《陶澍集》的重要现实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陶澍的周围，曾聚集过众多的能人俊才。受其培养、举荐或影响，相继出现过林则徐、魏源、包世臣、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名臣能吏。这些著名人物，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可是，与他们相比，陶澍却似乎被人们给淡忘了。多年来，不但研究陶澍的文章、专著极少见，连他的著述文字也不易读到，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一件憾事。岳麓书社首家推出了校勘整理标点本《陶澍集》，为研究陶澍及其所处时代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将弥补其人其事几至不传的遗憾，确是件值得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