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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宋金战争的态势已出现了重大变化。从1130年秋至1134年春，金军集中精兵健马进攻川陕，而在江淮地区只是利用伪齐军队牵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军。南宋朝廷抓住这个机会，全力巩固江南，肃清内部。在这一时期，岳飞率军转战江淮，经过一系列的征讨，岳飞所部骤然扩大，发展到近三万人。由于岳飞出身贫苦，又有四次投军的遭遇，因此他对宋朝军队腐败的军政军风深恶痛绝，决心建立一支具有良好军风军纪的军队。基于这个目的，岳飞治军非常严格。他的舅舅姚氏有扰民和背叛行为，他当即处死其舅；一个骑兵上马时不小心，扯下一所新盖店屋上的茅草，岳飞便下令处斩，幸亏店主为之哭泣求情，结果才以重打一百军棍了事；部队每到一地，岳飞必亲率十余骑来回巡视，检查军纪。经过长期实践，岳飞根据北宋文学家苏轼关于“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道德》的思想，逐渐概括性地提出了两句著名的口号：“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杀”犹言“死”）。从此，岳飞部队军纪严明，每到一处，敬民如父母；每抓到一个俘虏，都是宽大为怀，亲如兄弟。岳飞部队行经乡村，一般都露宿在民户门外。有时百姓主动开门接纳，碍于铁的军纪，兵士也不敢进屋。一次，岳飞率部路经吉州庐陵县，一些军士借宿民家，天明后，为主人洒扫门宇，洗涤盆碗，然后才整装出发。岳飞治军虽严，但严而不酷，严中有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与士卒同甘苦，并以身作则。因此，他在把军队治理成具有良好军风军纪的队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清廉正直赢得了部下的信任和爱戴。
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由于进攻川陕的金军在占领陕西后再攻四川失利，在蜀口的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之三次战斗中被宋将吴介打得丢盔卸甲，于是战争重心又移到江淮。伪齐军队在1133年攻占襄阳和郢州，在南宋的长江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缺口，这在大战前夕对南宋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1134年初，岳飞主动请缨去收复襄阳六郡。宋高宗赵构也认为岳飞能建此大功，于是任命岳飞兼任湖北路前线的统帅。四月，岳飞率部由江州向鄂州挺进，然后由鄂州渡江，兵锋首指郢州。船至江心，岳飞击揖中流，慷慨发誓：“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
进攻襄阳六郡，是岳飞所部的第一次北伐。由于岳飞部队严格执行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正确政策，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岳飞挥师收复和攻克了郢州、随州、邓州、唐州、襄阳府、信阳。尽管在这次战役中，岳飞的对手只是金齐联军而不是金军主力，与吴介的战绩相比，不免有所逊色，但这毕竟是南宋立国八年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局部反攻，而且获得了大胜。在部署好防务后，岳飞回师鄂州。这时，他的清远军节度使的旌节也发到了鄂州。
成吉思汗的“放人一马也是德”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著名诗句，诗中所指成吉思汗，又名铁木真，正是从蒙古大草原上崛起的元太祖。
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草原也容不下二王。在蒙古草原上有两个强大部落的首领，分别是铁木真、札木合，他们原先还是好友，但后来由于利害冲突逐渐相互为仇。一次札木合的弟弟劫掠铁木真部下的马群而被射死，于是札木合便借机发动了十三翼之战。札木合纠集了泰赤乌等十三个部落共三万人，向铁木真发起攻击，铁木真也将自己的部落三万人分成十三翼迎战。双方在答兰巴勒主惕（今克鲁伦河之畔）摆开阵势，展开了空前的激战，结果铁木真失败了，被迫退到鄂嫩河上源的狭地中去了。札木合得胜之后，命令用七十口大锅烹煮战俘。这种野蛮的暴行激起了很多同盟者的反感，丧失了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札木合的很多人前去投奔了铁木真，这反倒大大增强了铁木真的势力了。
铁木真非常重视安抚民心，在一次围猎中，他故意将快要到手的野兽驱入泰赤乌部属照烈氏的猎场，让他们多获。照烈氏首领本来就对札木合的欺霸行为不满，见铁木真如此仁义，便率部也投靠了铁木真。
有一天，铁木真率部外出打猎，恰好遇上与自己有仇的泰赤乌部的朱里那人。部众请求说：“这是我们的仇人，请您下令把他们杀个一干二净。”铁木真望着惊慌失措的朱里那人，说道：“唐朝大诗人杜甫诗云：‘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在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他们现在已经不与我为敌了，还杀他们干什么？放人一马也是德。”并喝令自己的士兵放下武器，不准伤害朱里那人。朱里那人起初颇为疑惧，现在见铁木真无心杀他们，便纷纷上前搭话，言谈中，铁木真得知他们常受泰赤乌部的虐待，既无粮食，又无帐篷。于是，铁木真慷慨地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跟随着我好了，我们一起住，我们所得的猎物全部平分。”朱里那人听从了铁木真的话，和铁木真住在了一起，铁木真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朱里那人很受感动，认为铁木真才是大度的主子，便纷纷投靠了铁木真。这件事情传到泰赤乌部后，大将赤老温也来投靠，就连曾经射杀铁木真坐骑的勇士哲别也投到铁木真的帐下。这恰似唐朝史学家吴兢所云：“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
1206年春，由于铁木真的雄才大略，仅十几年征战沙场，就统一了塞外草原上蒙古族的各个部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蒙古族大帝国，而且还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的铁骑曾横征中亚诸国，这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曾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末代皇帝的“天下奇书”
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溥仪（公元1906…1967），满族，姓爱新觉罗，载沣之子，于1945年8月17日在逃亡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给中国政府收押，由于他接受改造变成新人，1959年12月4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予以释放。1964年任中国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
周恩来总理曾十分自信的说：“我们新中国能够改造好‘皇帝’！”，溥仪被释放一年以后，他的弟弟溥休也获得了特赦。于1961年6月10日上午11时30分到下午4点30分，周总理在国务院西花厅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接待了溥仪和溥休全家成员。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招待会上，总理从清朝谈到今日日本，又从溥仪、溥休讲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溥仪和溥休都认为在这次招待会上又一次受到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又热情地接见并宴请了溥仪，使他热泪盈眶感恩不尽。
传奇式的经历往往引人入胜。溥仪一生三次称帝已属历史罕见，由皇帝成为公民，更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而他撰写自传的消息一经传开，不仅使国内外惊叹不已，也引起了人们远远超出这一事实本身的思考。
1964年春，由“传奇人物”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正式出版并公开向国内外发行引起举世瞩目。香港一位记者在香港《华侨日报》上发表评论说：“‘天下奇书’……为何是奇书？历史上，一般皇帝自己从来不肯或不能写自传，溥仪写了，一奇；皇帝文过饰非，不肯认错，溥仪勇于认错，而且公之于世，二奇；末代皇帝或如元顺帝事败，消失在沙漠里，或如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煤山，溥仪则不然，他回到了民间，三奇！”溥休也很有感慨地说：“溥仪一点点、一步步由鬼变成了人。无怪乎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都认为改造了皇帝，确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奇事’！”
《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签）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界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运权、空运权……。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在旧中国，上海外滩公园是帝国主义租界管辖区域，公园大门口竖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民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