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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羽、秦牧、杨朔，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整个艰窘的五十年代里第一批集中试验抒情散文的人。从选材到写法，不能说他们没有各自的特点。比如刘白羽喜欢记述“英雄时代的英雄生活”，而且总是通过一种英雄主义把战争时期同建设时期连结起来。他不会关注那些琐细的日常生活，因为在他看来，“勇敢，搏斗，急流勇进，这样才是我们的生活”。在他的散文中，活跃着一个红色意象群：春天，早晨，太阳，火焰，大海，崇山，激流等等；由于他总是以革命之骄子自居，因此没有那些缺少革命资本而偏要歌颂革命者的矫糅造作，而能以霸气出之，纵意挥洒。秦牧在行文方面同样使用赋法，像《社稷坛抒情》《土地》等便如此；不过，采用的材料更多的是现成的时事要闻，此外是借用熟典，或是花鸟虫鱼之类，歌颂的是新人新事。“中心生活”的匮乏，反而成就了一种特色。杨朔惯用比兴，以小见大，讲究意境，刻意经营。他写“三面红旗”，“反帝防修”，很少刘白羽式的直接议论；偶或出现“画外音”，也都极其简练。对于散文，他是当古典诗一般制作的：精巧，点染，留有余韵。三人的作风确有差异，但是彼此运思的一致十分惊人。他们的作品，明显地同属于“教训文学”。作者乐于充当文学侍臣，在一个癫狂的，充满谬误的时代里，热衷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盲目乐观的宣传和说教。在这里，首先谈不到作家的敏感和勇气问题，因为他们决意委身权力政治，因此不可能具备独立的心智，甚至起码的良知。刘白羽的名篇《长江三日》，记乘坐江轮游赏三峡山水，驰目骋怀，诗情洋溢；其时正值红旗漫天，饿殍塞途之际，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秦牧的代表作《花城》，也是三面红旗的赞歌，并非风俗实录。杨朔的《蓬莱仙境》《海市》等一组还乡散记，其粉饰之严重，与“彭大将军”的还乡报告及搜集的民谣适成鲜明的对照。刘白羽后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读后感，说：“读了托尔斯泰的作品，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那样淡而无味，应该撕掉，原因是没有剖析得深入生活内核而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问题的实质，不关乎深浅浓淡，重要的是真实与否。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诚实地写作，不能恪守内心自由的原则而仰仗神圣的他者，那么不管如何的标榜崇高，最终仍将脱不掉卑贱的。孙犁同样从革命的道路中过来，所以行文常常提到“战斗”，而且，字里行间确实拂荡着一股强健的气息。如《服装的故事》写到风：“现在，那些刺骨的寒风，不再吹在我的身上，但仍然吹过我的心头。其中有雁门关外挟着冰雪的风，在冀中平原卷着黄沙的风，有延河两岸虽是严冬也有些温暖的风。我们穿着这些单薄的衣服，在冰冻石滑的山路上攀登，在深雪中滚爬，在激流中强渡。有时夜雾四塞，晨霜压身，但我们方向明确，太阳一出，歌声又起。”饶有意味的是，他在另一处也写到风，那是《听风声》：我老了，听着这种风声，是难以入睡的。其实，这种风，如果放到平原大地上去，也不过是春风吹拂而已。我幼年时，并不怕风，春天在野地里砍草，遇到顶天立地的大旋风过来，我敢迎着上，钻了进去。后来，我就越来越怕风了……在风雨飘摇中，我度过了半个世纪。风吹草动，草木皆兵。这种体验，不只在抗日，防御残暴的敌人时有，在‘文革’，担心小人的暗算时也有。我很少有安眠的夜晚，幸福的夜晚。显然，孙犁没有刘白羽的那种昂扬踔厉的姿态，那种豪情。这固然有性格上优柔寡断的原因，但同自述说的“家庭成分不好”甚有关系；他经历过自四十年代以来有人因写文章得咎的教训，本人也遭受过批判，所以愈到了后来，愈是“兢兢业业”，“谨小慎微”，“怕犯错误”。他写作时主动远离政治，远离重大事件，回到平凡安恬的乡村生活中去。这种选择同性情有关，同诚实的记忆有关，但同避祸求全的世故也未尝没有关系。他说：“故乡就是文学的热土。〃又说“不习惯大城市生活”，进城以后，“很少出门”，“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及至晚年，“蛰居都市，厌见扰攘，畏闻恶声，足不出户，自喻为画地为牢”。正是母性的乡土感，博大，深厚，柔润，滋养和造就了散文家孙犁。他写了那么多经由自己的记忆所抚摩过的乡村人物，以及草木，无不倾注深情。不少与乡村无涉的机关人事，也都能写得平实，而且蕴藉甚深，如《乡里旧闻》诸篇。可以断定，如此功力，同样得助于这固有的乡土感。对于孙犁，写作本身是一个“还乡”的过程。由于家园的感召，在浮嚣的世界里，灵魂就有了安定的依系而不至于随风飘失。在精神还乡的途中，他不能不是皈依传统的，无论道德，无论文章。所以，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还会常常见到节制，淡泊，退让，保守，而不见热烈的抗争。对于文革，他的态度，明显为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所制约。他说：“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去回忆它。”晚年提倡阅读和写作古文，文字入于艰涩一途，思想大为锉减，简直退回到故纸堆里去了。在当代，与孙犁相近的作家有两位：一是汪曾祺，一是贾平凹。贾平凹师承孙犁而缺少孙犁的阅历与修养，实际成就不高，虽然被捧得厉害。而汪曾祺不同，作为平辈，他走的是与孙犁很不同的道路，后半生备受损害与屈辱；以他的修养和性情，自然可以开出新生面。在现代作家中，他是继承了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传统的。说汪曾祺与孙犁相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两人都以故乡作为终生的写作母题；其二，深受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汪曾祺和孙犁都十分关怀故乡人物的命运，喜爱故乡的风俗，描叙过不少故乡的山水草木和瓜果菜蔬之类；由于江南特殊的人文地理关系，汪曾祺关于地方小吃写得特别多。这些都容易教人想起齐白石老人画的白菜南瓜种种，有一种泥土的清香。关于人物，汪曾祺尤其看重人性，看重民间“情义”，如小说《受戒》写爱情，散文《岁寒三友》写朋友，都着力于美好的内面世界的发掘。因为所写不是现实中的乡土，所以缺少那种血性的涌动，记忆使它理想化了，苦难在审美的观照中变得光洁起来。同为田园诗风格，汪曾祺比孙犁多出一层江南水意，更湿润，更柔软，更清丽自然。右派的受难经历，对于汪曾祺的创作来说意义重大。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被无端地葬送了，直到晚年，才重新起步进入真正的创作。作为一出悲喜剧中的主角，这是刻骨铭心的。欲说还休，到底不能已于言；本意叙说人间的美好情事，却难忘种种苦难，丑恶与荒诞；自称把世事看透了，看淡了，终究不能超然如庄子，五十年是非功过，总在心底涌起波澜。关于“十七年”历史，汪曾祺有一篇《老董》可以解说。老董是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以特殊身份经历了从前清民国直到现今共和国的众多时代。由于生活不断下降，他在馆中也就不断咒骂，是一个内心深处的“愤世者”。寓褒贬于历史的实录之中，颇见《史记》精神。汪曾祺还写了《二楞子》，借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贯穿整个政治运动史。二楞子“爱诉苦”，而又因为运动而有了大量诉苦的机会。他每次诉苦，都是一样的台词，开始声泪俱下，使闻者无不动容，而最后归于木然寂然。对于文革，汪曾祺留下不少文字。其中主要记叙个人经历及见闻，但也有直抒胸臆者，个别地方甚为激烈。如在《一个过时的小说家的笔记》中论及知青问题：“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癌肿。是什么人忽然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