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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丹术与现代生活
内丹术与现代生活
第二，恢复先命后性的修炼方法。内丹术讲性命双修，初期重在修命，即先命后性。后来全真道力倡三教合一，主张先性后命，修炼界事实上有轻视命功的倾向。当代气功功法中也有重在修性者，为异端邪说的孳生提供了土壤，不少练功者由于盲目学习某些修性“理论”而误入迷途不能自拔。全真道的重在修性，是当时社会现实需要，儒、释、道三教理论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指导思想，如同现代社会的主流哲学一样。用三教理论教化修炼人群，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是当时的惟一途径。把这种教化同宗教修炼结合起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同古代已经有了重大的区别，三教理论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它们只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被保存了下来，社会道德教化呈现多元化。因此，现代内丹术在对社会推介时应当把修性剥离出来。从技术角度讲，内丹术的方法以命功为主，而把心性、道德修养交还给社会教化。在教授内丹术时可以提出心性修养的要求，但没有必要单独强调传统内丹术的三教理论（注∶ 不包括教内）。
第三，改师徒密传为公开向大众传授。师徒密传适应封闭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资讯流通渠道和手段多样化，再沿续这种方法不仅不利于内丹术的保存和流传，而且容易给某些居心叵测者造成可乘之机，近现代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新兴宗教甚至邪教，往往就是利用师徒密传形成教主崇拜，进而组建秘密教团，以至败坏了内丹术的声誉。内丹术虽然强调拜师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拜师作为修炼的先决条件。张三丰曾经指出，真师、明师难遇，通过精研揣摩《道德经》《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等根本经典，以真经为明师，同样能达到修炼的目的。所以，“实修性命之士，若未遇真师，且潜心看书。”⑤王常月也说∶“求师问道执不得一法，靠不得一途。”“这文字便是传道师，眼根便是引进师”，“我道门中，道德、南华，诸多妙义；冲虚、文始，若干真言；三洞四辅，三十六部，多少经文。谁能打扫耳根，听圣经之妙义，放开眼界，悟大道于言诠。不悟则心不光明。虽遇圣师，亦不识矣。”⑥但是，过去那种闭门自学的方式现在已不能完全适用，内丹术经典中的大量术语和隐语，实在是很厉害的拦路虎。为了便于教内外广大的内丹术爱好者从速掌握要领，应当整理出版通俗教材，并通过正当渠道进行辅导或指导。近些年，学界有关内丹术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些成果分散在各类专著中，普通读者不是难以见到，就是阅读不便，把这些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加以系统的编辑和解说，将可以在鱼龙混杂的气功界起到正本清源和填补空白的作用。
第四，建立防邪、纠偏机制。为了防止近些年健身气功混乱现象重演，推介现代内丹术一定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使之沿著合法、健康的道路前进。一是建议实行两条管理渠道∶一条渠道是社会机构，即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由他们来对社会上的内丹术健身活动实行统一管理。另一条渠道是道教宫观，在地方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下，可在宫观内举办有关现代内丹术的讲座和培训班，普及内丹术基本知识。传授内丹术方法，以合法的社会团体和宫观为主体，禁止个人创立门派，禁止以习炼内丹术的名
②《龙门心法·密行修真》。
③《龙门心法·功德圆满》。
④《龙门心法·保命延生》。
⑤《玄机直讲》。
⑥《龙门心法·求师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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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论金丹养生
荣格论金丹养生
荣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杰出的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大师，当代西方最具影响活力的思想家之一。1912年，荣格与弗洛伊德在学术志趣上分道扬镳，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他对东方的宗教和哲学产生极大的兴趣，东方思想是荣格学术“转型”与“重构”的关键因素。在借鉴和吸收东方思想的过程中，有三个人对荣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托尼（Toni Wolff，1888…1953）、凯萨林（Hermann Keyserling，1880…1946）、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深受东方思想的启迪和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易学、道教、禅宗、藏传佛教。荣格因此写了很多有关东方思想文化的著述，其中，他为卫礼贤《太乙金华宗旨》德文译本所写的长篇评述最为引人注目，这篇文章是荣格阐释东方思想最具系统、篇幅最长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卫礼贤和《太乙金华宗旨》对荣格的巨大影响力。荣格说： “卫礼贤的毕生工作对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大大地澄清和确证了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以清楚的语言从他的身上，听见那些我曾隐约地从欧洲人的无意识中猜测到的东西，这对我是一次了不起的经验。我确实觉得他极大的丰富了我，以致在我看来仿佛我从他那儿接受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儿接受的都多。” （《荣格文集》，冯川编，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我只能强调这样的事实，即《金华的秘密》首次为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Jung； C。G。 Psychology and the East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6。）《太乙金华宗旨》正是让荣格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精神的原发性，“它不是诉诸头脑而是诉诸心灵”。“它能够在简单的语言中表达深刻的东西。它揭示出某种伟大真理的单纯性，揭示出具有深刻意义的真相。它给我们带来金花的优雅香味，它轻缓地渗透在欧洲的土壤中植出柔嫩的新苗，给我们以新的生命知觉和生命意义，使我们远离欧洲人紧张而骄横的意识”。（《纪念卫礼贤》，见《荣格文集》，第303页。）所以荣格称《金华宗旨》是“卫礼贤给我们带来的福音”。
荣格的评述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概述了欧洲人理解东方文化的困难之处以及现代心理学对突破这一困境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荣格认为“西方人的方式是把人的心灵藏到所谓的科学理解的外壳后面。”“西方对东方的模仿是一个双重悲剧，因为它的产生是由于一种非心理学的错误理解。”的确，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 mind…body dualism）开始，主体和客体严格分离，主观和客观截然划分，普遍的反映论和认识论模式往往忽略了精神自身的主体意义和精神现象的复杂性质。对人的精神现象的把握总是置于对人的认识活动的探究和描述之中，置于客观的实证性的理性分析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人对东方文化自然觉得是一片迷离混沌，而难以理解。荣格认为现代分析心理学使东西方的沟通成为可能，西方基督教所表现的更多是意识层面的对峙和紧张，东方则表现为对无意识的重视，重视无意识是东方人格保持均衡与完满的重要基础。与其用反映论的模式、用意识的活动来评论东方人的哲学，倒不如用无意识的情感活动和直觉的内省工夫来理喻它。他认为分析心理学可以在解读东方心灵方面发挥作用。荣格认为与“意识”层相对的是“无意识”层，这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心灵空间，“无意识”决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