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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一曰养圣躬。请清心省事，不与细务，以为民社之福。二曰择老成。诸王年方壮盛，左右辅导。愿择取老成之臣出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图匡救。三曰攘要荒。请务农讲武，屯戍边圉，以备不虞。四曰励有司。请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别属吏，具实以闻而黜陟之。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请敕有司采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谥，俾末俗有所兴劝。六曰省宦寺。晨夕密迩，其言易入，养成祸患而不自知。请裁去冗员，可杜异日陵替之弊。七曰易边将。假以兵柄，久在边圉，多致纵佚。请时迁岁调，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勋臣，实可防将骄卒惰、内轻外重之渐。八曰访吏治。廉干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劝之道。请广布耳目，访察廉贪，以明黜陟。九曰增关防。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辄加箠楚，害及于民。请增置勘合以付诸司，听其填写差遣，事讫缴报，庶所司不轻发以病民，而庶务亦不致旷废。」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茹太素，泽州人。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上言：「自中书省内外百司，听御史、按察使检举。而御史台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体察核。磨勘司官吏数少，难以检核天下钱粮，请增置若干员，各分为科。在外省卫，凡会议军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请用按察司一员纠正。」帝皆从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颁示中外。
十年，与同官曾秉正先后同出为参政，而太素往浙江。寻以侍亲赐还里。十六年召为刑部试郎中。居一月，迁都察院佥都御史。复降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擢户部尚书。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荐授海州学正。九年，以天变诏群臣言事。秉正上疏数千言，大略曰：「古之圣君不以天无灾异为喜，惟以祗惧天谴为心。陛下圣文神武，统一天下，天之付与，可谓盛矣。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则行富国强兵之术，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立，邦势已固。则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仓库之积；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养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业于永久为难耳。于此之时，当尽革向之所为，何者足应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应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则变不虚生。极论《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为思文监丞。未几，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陕西参政。会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为使。在位数言事，帝颇优容之。寻竟以忤旨罢。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帝闻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
李仕鲁，字宗孔，濮人。少颖敏笃学，足不窥户外者三年。闻鄱阳硃公迁得宋硃熹之传，往从之游，尽受其学。太祖故知仕鲁名，洪武中，诏求能为硃氏学者，有司举仕鲁。入见，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礻阑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憸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仕鲁疏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亦不听。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硃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
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以国子生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伯巨上书，略曰：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籓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古者之断死刑也，天子撤乐减膳，诚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牲，固欲其并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则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