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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拦苏灼蝗喝妊嗄暝谧氨讣寺浜蟮那榭鱿拢幌б陨鞔郏彩乔老韧度肓顺そ募ち飨仗仓小H鞫樱�10位好男儿永远地留在了长江的怀抱中。
在这9年中,他一次又一次奔赴长江源,漂流、探险、拍片,他一次又一次地征服长江,从雪山脚下漂向大海。他乐此不疲。
我见到杨欣是在1995年夏天,他在北京呆了50多天,在这个闷热的季节里,他却不厌其烦地进出各种会场、机关、团体,四处游说他的计划—— 一个关于保护长江源头的计划。他住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却自己掏钱请人吃饭,请人“打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听他解释这一计划。
我有些不解,一个早已名声在外的长江的征服者,何时成了一个执著的环保主义者?
杨欣并不善谈,每一次的游说方式都差不多,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了,然后拿出一沓长江源区的照片分发给他的游说对象。他讲得最多的一个人,是一个叫杰桑·索南达杰的藏族干部。50多天中,我见了他4次,听他讲了4次这个人的故事。每次讲完,会场上都一片肃穆。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他是为保护野生动物死的。死得那么悲壮,所以我今天才要做这件事。是索南达杰改变了我。”
一天晚上临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索南达杰虽然不在了,但他家有一张照片,你看了会被震撼的。”
“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一种和祖辈不同的生活方式”
深秋时节,我从北京飞到了西宁。在高原上颠了三天,我终于到了索南达杰的家乡治多县城。一路翻越日月山、黄河源、巴颜喀拉山、通天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县城海拔4260米。举目远望,草场已经开始泛黄,黑色的牦牛布满山间,视野中没有一棵树。县城没有柏油路,连县委县政府的房子也多是土坯的。才进入9月就已经开始下雪了。县里几乎找不到一辆完整的汽车,我只有坐在团县委阿书记的摩托车后面出外采访。
20年前,还在青海民院读书的索南达杰有许多机会离开治多,因为他的成绩优秀,北京一次次来要人,到民委或民族出版社或民族学院,他拒绝了;省里也来要人,他还是拒绝了,说什么也要回到家乡去不可。他去说服自己的老师:“我们这个民族,祖祖辈辈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人识字了,有文化了,就应该有一种不同于祖辈的生活方式,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如果我们还只是忙着给自己盖房子买摩托,那与我的爷爷有什么不同?”
索南达杰回到家乡工作了20年,他当过县民族中学的老师、县教育局局长、索加乡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兼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1994年1月在可可西里牺牲,还不满40岁。
我在西宁见到了扎多。他曾是索南达杰的学生,后来成了索南达杰在治多西部工委当书记时的秘书。
“你一定要去索加,索书记的全部行为根源就在索加。”扎多每次见我都要说这句话。
索加乡离治多县城200多公里,是四个乡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交通条件最差的一个。每年只有大地封冻的几个月中,通往县城的路才可勉强通车,其它的时候,江水化冻、大地翻浆,索加就是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在西宁扎多就告诫我:“到了索加,你千万不能提你是来采访索书记事迹的,不然那些牧民立刻就会哭得死去活来,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索南达杰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索加牧民的心上了。
1985年10月17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暴风雪突然从天而降。几天内,从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到黄河源头的玛多、玛沁,东西横亘1000多公里、南北纵深200多公里的辽阔草原,很快就被齐腰深的积雪盖得严严实实。气温骤然降至-40℃,交通、通讯全部中断。在治多县,受灾面积高达62%,受灾最严重的就是索加乡,全乡26万头牲畜中有22万头冻饿倒毙在雪中。
身为县教育局长的索南达杰随县救灾工作组费尽周折来到索加。没有人烟没有路,四周一片白茫茫,根本看不见牧户在哪里。他背起几十个煤油炉,深一脚浅一脚向大雪深处走去,工作组的同志也跟着他负重前行。这是海拔4700米的索加,人们喘着粗气,在雪地里跋涉。10里、20里,还是没有人迹,他翻过一座高高的山梁,对大家喊道:“加把劲,过了这座山,我们一定能找到牧民!”当第一座黑色的帐房出现在雪原尽头的时候,索南达杰突然哭了。
索南达杰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牧民,背着几口袋牛粪,踩着厚厚的积雪,奋力往山上攀登。谁也不明白他想干什么,牛粪在那个时候多么金贵。他们爬到半山腰上,把牛粪倒了出来。索南达杰在雪地上用手画出了三个巨大的字母——SOS,他指挥那些牧民们把牛粪码在字母上。
兰州部队的救援飞机向这三个字母飞来,投下了粮食、燃料、棉被和大衣。
这一年,索加没有人冻死,没有人饿死。
然而,这场灭顶之灾却给了继任索加乡党委书记的索南达杰极大的刺激。
改革开放给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索加的户均牲畜达到了120多头,这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好年景。仅仅在一夜之间,一切都成了泡影。传统的生产方式竟如此脆弱!
索南达杰骑着枣红马,忧郁地在索加的草原上盘桓,雪灾的阴影时时笼罩着他。再来一场暴风雪怎么办?一切再从头开始?索加的路究竟在哪里?光靠养牛养羊能把索加人领上现代化的路吗?民族兴旺,必须要有新的观念,要走新的路子!
见到地质勘探队,索南达杰眼睛亮了
春天,雪渐渐融化了,索加却也因此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往年这个时候几乎没有外人来这里。
1987年春的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人敲门。索南达杰打开门,见是一群从未见过的汉人。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地质队的,来索加进行资源勘探,早上就从县里出发了,没想到200多公里走了一天。索南达杰眼睛突然一亮,他赶紧招呼人把索加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地质队住进去。又张罗人送来牛粪、开水,把屋子里烧得暖洋洋的。
陈方本诧异地望着这位四处忙活的书记,出野外搞勘探,遇到如此热情的干部真是难得。陈是青海地质大队的总工程师。在西宁我见过他,他刚从可可西里回来不久,说是在那里发现了天然气。“如果索书记还活着,肯定特别高兴。唉,太可惜了!”陈方本伤感地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觉得眼前这位身体健壮、前额宽大、一脸络腮胡子的索书记很可亲。后来我们在雇牛马上又遇到了麻烦,牧民要价太高。他听说后,二话没说,黑着脸骑上马奔了出去。连着几天也见不着他的影子。后来一位乡干部说,索书记发火了,他骑马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跑,告诉牧民地质队是来为索加牧民找矿的,开矿和修路一样,都是为我们致富、造福后代的。”
一大早,索南达杰就要拉着陈方本往外走。问去哪儿,他说去找矿,还说索加这个地方要发展光靠牧业不行,一定要进行畜产品加工,要开采矿产,开发水利资源。所以最好今天就能把索加脚下有什么资源都勘探出来。陈方本乐了,觉得这个书记竟还有一颗如此童稚之心。他赶紧解释,找矿可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何况你这儿交通极不方便,一般的矿开发起来也划不来,要是有什么金银铜矿泉水什么的,还是很有价值的。
“那好,你跟我走,我知道哪儿有泉水,你们赶紧带到西宁去化验一下,看看有没有开采价值。”
索南达杰当即领着地质队员骑着马,直奔数十里之外的泉水。
地质队在索加工作了两个夏季,他们成了索南达杰最知心的朋友。原本想的在藏区工作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麻烦,在索加都不存在。他们还多了一个最好的帮手和学生。索南达杰经常与队员一起出野外,每过一条河,他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看这里修水电站合适吗?”
地质队员说:“我们是找矿的,对水电是外行。”
索南达杰不高兴了:“天下的知识都是相通的,你们起码能够告诉我这里的地质构造是不是适合修电站,怎么能说是外行呢?”
陈方本忙解释:“索加的水利资源很丰富,但是在大河上修电站,别说以索加的财力,就是治多县的财力也不够。”
“你们别管,钱我会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