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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科举既数，而高第之人骤显，欲稍裁抑。遂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间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取未行间岁之前四之三为率，明经、诸科毋过进士之数。
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进贤兴能，抑由贡举。而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国招徕隽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议者多谓变法便。直史馆苏轼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帝读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他日问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
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
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未几，选人、任子，亦试律令始出官。又诏进士自第三人以下试法。或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于习法岂所宜缓。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乃诏悉试。帝尝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吴充曰：「汉陈宠以法律授徒，常数百人。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近补官必聚而试之，有以见恤刑之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旧制，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仍赐钱三千，为期集费。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试于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与锁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后复令存诸科旧额十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嘉祐始尽赐出身，近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该特奏而预正奏者，定著于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今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增重不已。」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数，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
时方改更先朝之政，礼部请置《春秋》博士，专为一经。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旧明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欲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左仆射司马光曰：「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