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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这种开放型思维，又是当今中国最欠缺的。于是小朱很高兴的点点头：
“若论兼容并蓄，朕想当今，无人能比你卢督抚！”
“…”
如此半公开的赞扬，小朱是发自内心，但却真的不合时宜。卢象升能否承受，还要看以后的造化。但现在，大家要针对这个突发事件，来进行讨论。
“皇上，”熊文灿脑筋快，更何况这是在救自己，不快也不行，“卢大人之《土地新制》至今已经七年，却只施行未半，臣想来，应自根本入手。”
“呦嗬！”大家都很感兴趣的看了看熊文灿，大熊双手扶着桌案，慢慢站起来，先团团拱手，
“皇上，各位，在下夜读史书，关乎田亩修订，自李悝教魏文侯地力起，历朝历代几乎议论不休，周天子之井田、文景之郡县、新莽之王田、拓拔之均田、王荆公之方田、贾似道之官田，凡此种种，可谓琳琅满目。然所究者，无非应对失地、兼并两途。百姓无辜，贡献税赋之余，又要承担工役。使一人分二人用，以历代太祖开国之威武，亦不能坚持百岁。是太祖御统即立祖制，军田、户田分而处置，然纵由张先生一条鞭法校正，至我朝仍要颁布《限田令》及《土地新制》两条新法。凡此种种，皆归于一本，那就是”
“食货税入，等同划一！”
“…”
说到这里，熊文灿可是喘了几大口气，边想边一口气白话儿这么老些，也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但过了半晌，大家再看，熊文灿还在吐纳，于是，等得有些没耐心的小朱，开口试探着问道：
“呃，完啦？”
“啊，臣完了。”
嗡，上书房起了一阵哄声，这么多年来，大家长期坐在一间屋子里议事，互相之间尽管政见会有不同，但关系是很亲近了，开个玩笑什么的也都不算避讳。眼见熊文灿胡说一通之后，居然没有下文，大家都拍着桌子对他报以嘘声。
倒是卢象升，想通了熊文灿究竟想说什么：首先，熊文灿害怕现在就进行土地丈量，那样的话，大熊他们就危险了。但任何人都知道，土地产权明确势在必行。这不仅关系到目前正在开展的金融斗争，国家如果做不到账目清楚，何谈反击。而且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超速明显，但资源的通盘了解又远远滞后。所以无论如何，利用航海钟精确的掌握土地情况，谁也阻挡不了。
再一个，既然阻挡不了，大熊就需要规避自己的风险。规避方法，就是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把土地的权重降下来。
中国几千年来，除了宋朝以外的历届政权，都是围绕土地来搭建国家律政体系。这么做的好处是：中华民族很早就完成了人类文明中的原始分工，精细到一户一丁的社会分工，使得中国上下一统，并且甩开世界向前发展，直到朱元璋的军、农、匠分户而治，达到社会化原始分工的最顶端。
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制度不再合乎时宜了。因为一切法律都是围绕着农业和土地来建立的，那么就等同于这样一个定律：
一切的利益，也都归集于土地。
中国农民一方面要承担整个国家的税收，一方面还要成为无限的兵、役之源。不仅要为皇族、贵族的花天酒地买单，还要供他们驱使，为他们修筑历史的功绩，建造房屋、织补衣裳、扛枪打仗。
这一切，都因为利益的本源，也就是原富，来自于农民耕种的土地。
而人的私欲，也就是原罪，又是无止境的。
久而久之，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制定者、维护者、解释者，就必然会追求财富的本源，土地。豪门兼并，也就必不可免。
当时钟走到了大明天启七年的时候，中国人的财富体系却产生了变化。自范蠡起，商业，就已经独立于农业存在。发展到宋太祖时，这位史家公认的喜欢说大实话的老实人，公然为战争标上了价格：
20缗（折铜钱2万）购买一颗契丹人头，整个契丹人不过10万，那么我大宋只要积攒下200万缗，就能够打赢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了。
这句话的实惠之处，理当是全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将商业与战争紧密结合，恰恰是数百年后的英国人所采取的步骤。然而倒霉的是，宋代法制，依旧是农业社会的成法，假使他们能够率先摸索出商业社会的法律体系，则中国自宋代开始，便步入第二次社会分工期，并再次甩开世界，向前发展。
事实上，这样的分工已经开始。忽必烈大汗视江南商业发达地区为南人之地，就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南北分工，北地以耕种、畜牧为主，南方以商业为主。
但更为倒霉的是一个三段式历史演进：
第一段：在两个民族、国家之间争斗拼杀时，沿用成法的一方，永远比正处于转型期的一方更占据优势。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黄河”
宋人努力的从“农业文明”破茧跃入“商业文明”的过程中，转型转得异常艰辛，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不仅直接导致了靖康之耻，甚至还延续到了南宋，贾似道是个奸臣，然而这个奸臣的经济政策，竟然脱胎于王荆公的青苗法！！！
这特么找谁说理去！
紧接着是第二段：国家内乱时，谁抢先占领财源之地，谁就会获取成功。
自古都是北朝灭南国，然而朱元璋这个雄才伟略的乞丐，硬是从金陵起兵，向北驱逐了困扰中国数千年的游牧民族政权。原因就在于他所拥有的根据地，恰恰是经商数百年的江南。有了江南财阀的支持，元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亡国之君。
元顺帝逃回了祖宗的草原，仍然以大可汗的身份生活了两年，并且依照他的性格，似乎也没觉得大都丢失有什么了不起的。蛮好，蛮好。
最后一段，转型期必然会滋生腐败团队。那么建国伊始，国家为了肃贪，必然会选择一些成法、苛法。甚至想回归孔圣所描述的那个美好世界：大同。
罢商弃海、严格户籍、剥皮萱草、降低工资。
朱元璋也没办法，谁不想从零开始，替华夏子民搭建一个蓬勃向上的社会结构。但毕竟中原沦丧近百年，从最开始“贪污也是元人的钱，干嘛不拿！”的心安理得，到最后形成贪污的心理依赖，整个中国官场在民间商资的吸引下，人人都成了贪污的瘾君子。
这个时候，能不肃贪吗？而为了让人们安贫乐道，也只能推行户籍制度，您爷爷不是农民吗？那就对不起了，你，你儿子，你孙子的孙子，都只能是农民。毕竟在厘定你为农民的时候，朱重八还设立军户。种田归你，打仗有他。让步让到如此，也算难得了。
由上述三段式演进可以证实，大明开国时的历史倒退，恰恰是历史的选择。本来就是螺旋式上升的东西，非强求朱元璋来个火箭升空，根本不现实。
但商业文明一旦出现，就永远不会消亡。经过三百年的休养生息，大明于万历年间，再次迎来了转型期，东林党的出现，恰恰是商业文明的代表特征之一。然而这个起码需要一百年的调整期里，居然又倒霉的遇上了后金崛起。
小朱执政22年，政策多有反复，但都是按照商业治国的路子在摸索，其间得罪的那些皇商、贵族，其实是以商业在反对农业。
因为商人注重泛公平下的契约自由。而农民则追求皇权一统、独裁铁腕。
谁特么还崇拜强人，谁特么纯粹就是一农民（这里的农民，专指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人群）。
卢象升为人较为正直，也绝对聪明，他敏锐的看到了一个希望：
当国家、贵族、官僚集体，不再把敛财的希望，寄托在劳苦耕种的农民身上时，那么他“均田”的政治抱负，即将实现。
事实上，这20多年的国家税收，来自农业方面的贡献极小，甚至还要经常以国家赈灾的方式，予以补贴。那么一个很清晰的公式就摆在眼前：
有权力的贪腐人群，不再把毒手伸向农民，而是针对狡猾的商人进行谋算，则这种博弈，将变得温文尔雅且远离血腥。
非暴力解决分歧，本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特征。眼下七王之乱的平息方式，恰恰是商业手段，而非军事手段。
因此，卢象升迅速的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他也要支持熊文灿的提议：
“皇上，勘定北方实为国策，航海钟应用海内，尚需时日以待北海勘测人员的编练及归建。因此臣想，丈量田亩，应当缓行。眼下燃眉之急，乃是熊大人起草的《新税初制》，臣祈请入朝会大议。以期尽快刊行天下。”
“？，事关体大，总要谨慎一些。但不知，文灿做如何想啊！”
“咳，咳，”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