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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先生的勇气的增长，也极大地鼓舞了妻子和女儿。尽管经过上面说到的曲曲折折，这个家庭还是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和快乐的气氛。当然疾病还在那里，但它却像一堆本来散布在客厅、卧室的垃圾，现在却被扫入了垃圾袋，丢到了墙角边虽然家里的主人们还看得见它，但却对主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2003…2…21
点 评 爱 情
曾奇峰
就组成成分而言，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东西比爱情更复杂。这篇文章，把爱情的复杂性描绘得既浪漫销魂，又苦涩伤人。
在中学时，相爱的理由很简单：向兵暗恋章婷，因为她又漂亮又功课好；而章婷后来也承认，她对向兵感觉很特别，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不主动接近她。这种简单性，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爱情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多种情感与需求的复合体。
在大学，正如文中所说，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实际上是可以弄明白的。在这个年龄，自我评价的标准里开始混入了一些外在的价值观，如家庭环境、自己的身份地位等等。这些标准对一个在陌生城市念大学的新生来说，除了打击还是打击。在这样的打击之下，我们是把自己和爱恋的对象当成某种意义上的“商品”来处置的，在“以货易货”的规则中，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价值估计过低而把对方的价值估计过高，“易货”的过程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不会去追求自己认为比自己“价值”高的对象。成语自惭形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进入社会多年以后，爱情的成分更加复杂。对章婷来说，首先，她需要一个男人来满足性的需求；第二，这个男人最好能和她结婚，因为在这个以婚姻为基本的关系单元的社会里，离婚的单身女人无疑会被视为异类。拥有婚姻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拥有成就的象征，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而实质上，婚姻本身就是外界强加给爱情的赘生物。通过婚姻，社会的要求变成了自己的需求，并且溶到了爱情之中；第三，她需要一种稳定的关系来对抗由诸多不稳定的关系如工作中建立的关系等引发的焦虑；第四，她想到了将来了吗？文中没有说，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是人类的基本焦虑之一，“养儿防老” 是这一焦虑在中国人身上的具体体现，相信她也会有这样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爱情又被加上了种族繁衍的任务。……。爱情被包裹上如此之多的外壳，实在是不那么浪漫的事情。浪漫的爱情，归根到底应该就是简单的爱情。不知道浪漫主义者是否同意这一点。
对向兵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在漫长的时段里，终于把初恋的梦做圆了。虽然他的初恋在开始的时候只是暗恋，既没有表达也没有回馈，但依然有着初恋的全部特征和意义，因为爱情在很多情形下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经历，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灵的经历。而且就体验的强度来说，暗恋也许是最强烈的爱情形式之一。
初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的人格的一部分。世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把初恋变成有始有终的过程，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象向兵一样，有机会在后来的岁月中重温初恋。大多数人是把没有尾声的初恋变成或甜蜜或苦涩的故事的悬念，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在适宜回忆的日子里翻出来重读，在想象悬念的多种可能的结局中体验心情沉浮的愉悦。
相对于成长而言，重温初恋是一种退化。如果用对家庭的责任感来对抗这种退化，则是对成长的逃避，并且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初恋被攻击，受伤的是整个人格；完全地回到家庭中，则可能使本来很轻松的家庭关系平添几分沉重与不快。对抗退化的最佳方式，只能是成长本身。
成长就意味着选择。对向兵来说，首先是要结束同时与两个女人发生情感纠缠的状况。至于最终是超越初恋并且继续保持与章婷的关系，还是轻轻松松地回到家里，那是向兵自己的事情。就象没有人能代替他成长一样，也没有人能代替他作出选择。
非典时期，我们不是只有失去
曾奇峰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天花、霍乱、鼠疫等疾病，每一个后面都躺着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的牺牲者。没有对这些疾病的征服，人类很难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息。
在二十一世纪初，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变种袭击了我们，它可以导致非典型的肺炎，可以夺走人的生命。而且它还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和速度蔓延，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威胁。
“非典”病毒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一些人死去了，他们的亲人从此就要生活在悲痛之中；公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国家经济也受到了目前还难以估量的打击。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国难”之中，我们却不会仅仅只有失去。
汉语里，“危机”这个词有双重的含义，第一是危险，第二是机会。也就是说，危险和机会总是并存的，有危险就会有机会。所以在“非典”时期，除了对付这一疾病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何使这一危险变成机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最后如果仅仅只是战胜了一个疾病，而没有其它的收益，那实在对不起牺牲者在天的英灵。
系统式家庭心理治疗理论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某一个家庭成员患了心理或心身疾病，那说明整个家庭关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疾病是由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制造”的，是家庭成员互动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家庭治疗师会想尽一切办法打乱这个家庭的原有系统运作模式，从而使疾病得以好转。这种打乱系统的做法，专业让叫做“扰动”。
举个例子。一个十岁的男孩，患严重的焦虑症，害怕见人，不敢上学，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其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了解到，在这个家庭中，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吵。吵完架之后，经常还有长时间的冷战。冷战时孩子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孩子却经常不知道向着谁才好。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孩子的问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的反应，所以在治疗时应该从调整整个家庭关系入手。心理医生想先把系统扰动一下再说。很多情况下，心理医生扰动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有些荒唐。对这对夫妻，扰动的方式是布置一个吵架的家庭作业：每天晚上八点整，分秒不差，夫妻俩不管有没有理由，都准时开始吵架，吵十五分钟，然后准时结束。孩子则负责监督他们作业的完成情况。最后的结果是，双方按照要求吵了一个星期，就实在吵不下去了，他们给医生说，他们觉得吵架是天底下最没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作业，就是扰动：家庭之外的一个新的力量进入了系统之中，从而改变了系统运作的模式或者动力，情况就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大的系统。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国家百孔千疮，处处都是问题。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极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对我们国家这个大系统进行“扰动”，这一扰动的极致，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事实证明，这一“扰动”把中国推到了向天堂行进的路上。
虽然“非典”不是心理医生或者相当于心理医生的人有意制造的一个事件，但从效果上来说，却确实给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扰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从这样的扰动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作为心理医生，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心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上的成就，相对来说，精神上的成就要小得多。所谓精神上的成就，主要是指社会心态的成熟和稳定。“非典”突然降临的时候，很多人首先受到了较大的心理上的打击，具体表现主要是过度恐慌。由此导致情绪和行为上的紊乱，如情绪不稳定、乱服药物、抢购相关物品、不能正常工作、制造谣言或者相信谣言，等等。因为害怕“非典”看心理医生的人也很快就多了起来。从战略上来说，这些问题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大。
在“非典”的“帮助”下，我们正好可以加速社会心态成熟的步伐。要稳定社会心态，首先就要对付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