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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书，他实在是丰富，难道别人不能接替他做照顾亚当的这种次要的工作吗？当我小心翼翼地向诺温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他告诉我：「你是完全误会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坚持「我并没有放下任何东西。」「不是亚当，是我，才是这段友谊的真正受惠者。」
然后诺温开始列出他所得到的各样益处。他解释，他花在亚当身上的时间，给他心里得到一种非常满足的平安，使他另外那些更需要用脑的工作相形之下变得无聊和肤浅。他开始坐在这样一个无助的大孩子旁边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沉迷在学术界和基督教圈子里的名气、荣耀里，拼命追求这些，生命就只是对抗和竞争。亚当教导他「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脑，而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因为我们有思考的能力，而是我们有爱的能力。」从亚当单纯的本性中，他看出一个人要能被神充满就必须先有一种「空」——这种空是那些旷野的修士经过长久的寻找和操练才能得到的。
在我们其余的交谈中，诺温一再地回到我的问题，好象他难以相信我居然会问这种话，他不断地想到他和亚当的关系中，他所得到的益处。真实地，他在享受一种新的属灵的平安。这种平安他在哈佛体面的校园中没有找到，却在一个失禁的亚当身上找到。当我离开诺温时，我深知自己属灵的贫穷，我是如此小心地安排我写作的生涯，要确保一切都是极有效率并且单心投入。我学到怜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这一个真理我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才明白的。伟大的小说家托尔斯泰（LeoTolstoy）试着履行这个真理，但是他暴躁的脾气却拦阻了他使人和睦的努力，然而托尔斯泰所写的有关登山宝训确实动人心弦。半个世纪以后，印度一个禁欲主义者甘地（MohandasGandhi）读到托尔斯泰所写「神的国在你里面」这本书，就决定按着字面来实行登山宝训。
在「甘地传」这部影片中有一段情景，讲到甘地试着把他的哲学解释给长老会的宣教士查理·安德烈（CharlieAndrews）。两人在南非的一个城市中散步，突然发现两个年轻的凶徒挡住了去路，安德烈牧师看了这两个恐吓者一眼就决定逃跑。甘地拦住他：「新约圣经不是说，如果你的仇敌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给他打吗？」。安德烈含糊地解释，他认为这句话是一种比喻：「我不是那么肯定。」甘地回答：「我猜想耶稣的意思是你必须表现勇气——愿意接受一次的殴打，多次的殴打，却能够不还手也不让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在人的本性中，就引出一些东西，使得他的仇恨消灭，而尊重浮现。我想基督懂得这个，我也亲眼见过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多年以后，一位美国的传道人马丁路德·金恩（MartinLutherKingJr。）研究甘地的策略，决定在美国实行这个原则。许多的黑人弃绝金恩所提出的非暴力的方式，而偏向「黑人权力」的雄辩：如果你被警察用棍子在头上连打几十下，然后再被管监狱的用赶牛的棍棒痛殴，你也会怀疑非暴力有什么用。可是金恩自己却坚持不改。
当洛杉矶、芝加哥以及哈林各地的暴动发生时，金恩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劝人冷静，他有力地提醒示威的人，道德的改变是不会以不道德的手段达成的。他从登山宝训以及甘地的身上学到了这个功课，几乎他所有的演讲都重复一个信息：「基督教」，他说：「一直坚持，在我们戴的冠冕之前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是一个基督徒，就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纵然有困难、痛苦，满了压力，依然要背起十字架，直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留下记号，并救赎我们，带我们进入只有经过苦难才能有的卓越。」
马丁路德·金恩有一些软弱，但是有一件事他是做对了：面对一切的不利、一切自我保护的本性，他仍然坚持使人和睦的原则。他不反击，当别人要报仇的时候，他要人去爱。这些为民权示威的人们以血肉之躯摆在军警的棍棒、喷水管以及德国警犭之前。事实上，他们多年来所要求的胜利就是这样得到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个民权运动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最主要还是因为在阿拉巴马州的西马外郊的一座桥上发生的事件。那一次警长吉姆·克拉克放纵他的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黑人示威者。大多数的美国白人，看到那一幅暴力不公义的残酷场面，最后终于同意支持民权法案。
我是在亚特兰大长大的，就住在马丁路德·金恩那个镇的附近。我很羞愧地承认，当他在西马、蒙非斯一带领导示威的时候，我是站在有警棍和狼犬的白人警长这一边的（译注：相信维持安定和法治的必要性）。我很快就会挑出金恩在道德上的缺陷，而完全看不见自己瞎眼的罪。但是因为他坚持信念，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目标而非武器，他攻破了我道德上的硬壳。
金恩总是说，真正的目标并非打败白人，而是「在逼迫者的心中挑起羞耻感，并且向他错误的优越感挑战目的是为了和好，是为了救赎，创造一个相爱的社会。」这是马丁路德·金恩最终的目的，甚至有种族歧视心态的我也愿意加入其中。
正如他之前的甘地，金恩也成了殉道者。在他死后，有更多的人们开始采用这种非暴力原则的抗议来要求公义。在菲律宾，当班尼哥·阿奎那殉道之后，一些老百姓就是借着聚集在街上祈祷。坦克开到一群跪着的菲律宾人面前，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阻挡在其中，最终把腐败的政府换掉。后来，伟大的1989年，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拉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阿尔巴尼亚、苏联、尼泊尔和智利，超过五亿的人民以非暴力的形式推翻了压迫的政权。在这些地方，特别是东欧，主要是教会领导这种运动，反对者带着蜡烛，唱着诗，祷告，在街上游行，正如耶书亚的日子一样，城墙就倒塌下来。
使人和睦的人要彼此为神的儿女，那些为义而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
因为我写过像《当你伤痛的时候，神在哪里呢？》，《无语问苍天》这一类的书，所以我曾花了不少的时间在许多哀恸的人中间。我一开始很觉得不自在，因为他们问的一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在他们悲哀的面前，我不知所措。我记得有一年，在邻居的邀请之下，我参加了一个医院附近的治疗小组，这个小组的名字是「让今天算数」。都是一些快要死的人在这个小组中，我和我的邻居和他们聚会了一年之久。
我当然不能说我很「喜欢」这种聚会，这不会是一个正确的字眼。然而这个聚集对我而言，确是我每个月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在一般的宴会中，参加的人是想要以自己的身份、权势来赢得艳羡，在这个聚集中没有人想要赢得别人的羡慕。服饰、时髦、公寓的家俱、职位的头衔、新车——这些东西对着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在我所遇见过的人中间，没有人比得上「让今天算数」这一个小组的成员如此地专注终极的事，我发现自己会希望我的一些肤浅、快乐的朋友能参加这样的聚会。
后来我把从悲哀受苦的人们身上所学到的东西写下来发表，就开始有陌生人和我联系。我有三个档案，每一个都有好几寸厚，里面存放这些来信。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之一。有一封信共有二十六页之长，是一位母亲，当她四岁的女儿正在医生手下动脑瘤手术，她坐在外面的厅里等待的时候所写的。另一封信是一个ＱＵＡＤＲＩＰＬＥＧＩＣ的病人，他借着吹气到一个管子里，然后计算机根据所吹的气换成文字，这样试着写的信。
许多给我写信的人，他们的故事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有些还是觉得被神拋弃了。很少人找到「为什么」的答案。然而我看过够多的悲哀，我获得信心，耶稣应许说哀恸的人必要得安慰。
以下我要说的是两位经历哀恸的妇人，在自己家中做的两个小型服事的故事。第一个是一位加州的妇人，当她发现自己珍爱的儿子因患爱滋病面对死亡的故事。因为这个青年人是同性恋者，所以社区和教会都没有给她什么同情和支持。她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