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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圣经学院念书，给我的却是另外一个耶稣印象。在那段日子里，耶稣的形象是一个挂在半空、对着纽约市联合国张开双臂的姿态。这是宇宙的基督，万有都由他而来，在一切都在变动的世界中，只有他永不改变，这幅图画和我儿时抱着小羊的牧人图是大不相同了。
同学们在谈到这位宇宙的耶稣时候，却用一些难以置信的亲密口气。教授们鼓励我们建立「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在聚会里我们唱着一些非常亲密地爱慕他的诗歌。有一首诗歌说到与他在花园散步，「玫瑰花上露水依然清新」。同学们在自己信仰的见证里，偶尔会说出一些词句，像是「主告诉我」。可是在那段日子里，我自己的信心却是怀疑和无知，我小心翼翼、迷惘，充满了疑问。
当我回顾那段日子，虽然和耶稣有各种挚爱的亲密，耶稣却离我愈来愈远。他变成了只是被瞻仰的对象。我背下了福音书中三十四个神迹，却没有经历到任何一个；我学了「八福」，却从来没有面对到一个事实：没有人（当然我更是）能够真正地明白那些奥秘的教训，更别说能够活出来了。
不久以后到了六十年代（更确切地说，是七十年代初期），真正影响到我以及大部分的教会，开始怀疑每一件事，耶稣也变了，好象从外层空间来的一样。耶稣的跟随者不再是以中产阶级勤奋工作的人为代表，一些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激进份子开始出现。自由派的神学家开始把耶稣和卡斯特罗（FidelCastro古巴GC革命领袖）一并供在图像上。
我突然发现所有有关耶稣的图像，包括儿时看到的好牧人，读圣经学院看到的对着联合国张开双臂的宇宙的耶稣，都是留有胡须，可是在圣经学院里是严禁留胡须。这时候许多问题开始涌现，比如怎么可能劝人为善的人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样的政府会把罗杰先生或是袋鼠船长杀死呢？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神圣的宗教，会有一些教义是侵犯小孩的幼小心灵的。那么十字架呢？
主后1971年，我看到一部名为「马太福音」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制片家是意大利的皮尔·巴罗·巴索里尼（PierPaoloPasolini）。这部影片不但令宗教界愤慨﹣﹣宗教人士根本认不出银幕上的耶稣，就是制片界也大为诧异，因为制片界都知道巴索里尼是同性恋和马克斯主义的代言人。巴索里尼还控告性地将这部影片献给教皇约翰·保罗二十三世（PopeJohnPaulXXIII），因为教皇是间接促成这部影片拍摄成的。教皇一次佛罗伦斯之行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巴索里尼困在旅馆里无所事事，就从床头拿起一本新约圣经读了马太福音。他在福音书中所读到的令他大为吃惊，他决意制作一部不用任何剧本，只依据马太福音中所用的字句的影片。
巴索里尼这部影片正好碰上六十年代对耶稣重新评估的风潮，因为经费有限，在意大利南方拍摄，用的是粉笔般的白色和死亡般的灰色为主调，这正符合耶稣在巴勒斯坦成长的背景。法利赛人穿戴头巾，希律的兵丁有点像法西斯党的卫兵，门徒们就好象装模作样的临时演员，可是耶稣本身，他那坚定的眼神流露出一副无惧的态度。他从一处到另外一处，马不停蹄地讲述比喻和教训。
只有那些亲身在青少年期间经历过那种纷乱的日子的人，才能体会到巴索里尼电影里的强烈震撼力量。在那年代，这部影片使那些剧院里嘲笑的人哑然无声，激进的学生们突然发现，他们不是第一个提出反物质主义、反虚假主义，崇尚和平以及鼓励人们相爱的人。
对我而言，这部影片促使我对耶稣的印象有了令人不安的重新评估。单从人的外表来说，耶稣所欣赏的人可能都是被圣经学院开除，或是被大部分教会拒在门外的人。耶稣在世的时候，人们给他的评价是「贪食好酒之徒」，无论在宗教或是政治界的在位掌权的人，都认为他属于造反派，一个扰乱治安的坏份子。他说话行事都像一个革命家，他蔑视名声、家庭、财产，以及传统上用来衡量成功的事。我很难接受巴索里尼影片中的那些对白，完全是出自马太福音这件事实，因为这部影片传出的信息和我先前对耶稣的概念大相径庭。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名叫比尔·米利根（BillMilliken）的「青年生命会」同工，在大城市的贫民窟组织了一个公社。他写了一本名为「告别甜美的耶稣」的书，这本书的书名正描述了我内心世界的光景。当时我在青年归主协会工作，担任「校园生活」这份刊物的编辑。我时常想知道基督到底是谁？每当我写作或是为他人的作品润色时，总是有一个怀疑的小幽灵出现在我身边，他问我：你真的相信这一套？还是不过是因为这份薪水而发表一些官样文章？你是否已经加入安全又保守的当权派——正如当年那批深感受到耶稣威胁的一帮人？
因此我尽可能避免直接写关于耶稣的事。
今天早晨，当我打开计算机，微软窗口就显示着今天的日期，似乎在承认，不论你相信与否，耶稣的出生都是如此重要，他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两部分：这个星球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分为主前、主后两大部分。主后1969年，当阿波罗航天员第一次登陆月球时，尼克森总统极兴奋地说：「这是从神创造天地以来最重要的日子！」到葛培理牧师严肃地提醒他别忘了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从历史上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葛培理所说的都一点没错。这位加利利人一生讲道的对象，比不上葛培理一场布道会的人数，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改变确比历史上任何人都深远。他将历史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今地球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他效忠。
今日在英语世界里，人们甚至用耶稣的名字来咒骂。想想看当一个生意人打高尔夫球错过了一杆的时候，他会大吼「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吗？或是一个水管工夹到了手指，他会尖叫「莫罕默德」吗？这会是多么奇怪的事！我们就是无法摆脱耶稣这个人的影响力。
威尔斯（H﹒G﹒Wells）是一位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他说他发现围绕在这个重要人物生活和品格周围的图画难以抗拒。以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伟大的程度，是根据「他留下多少可以成长的事物？他是否让人热切地以新鲜的方式来思想？甚至在他离去以后依然坚持？」。如果根据这个标准，耶稣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一条船从视线中消失以后，从它留下的波浪大小，多少也可以猜测船的尺寸。
虽然如此，我却不是因为耶稣是改变历史的伟人而写这本书，正如我没兴趣写凯撒大帝、或是建筑长城的中国皇帝一样，我无法抗拒地被吸引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是我生命中的分水岭。他曾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根据耶稣的话，我对他的想法以及态度，将会决定我在永恒里的结局。
有时候，我毫无疑问地接受耶稣大言不惭的宣告，可是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怀疑一个在两千年前住在加利利的人，和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才能解决我内心世界里怀疑和爱慕的矛盾呢？
我一直想藉写作来对付我的怀疑，我写了两本书：「痛苦时神在哪里？」和「无语问上帝」，但是怀疑依旧。我一再回到同样的疑问，每次都好象再一次触摸到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神是否关心世上的苦情？我们对神有什么重要呢？
有一次在科拉多州我被大风雪困住了两个礼拜。所有公路都封闭，我就好象巴索里尼一样，无事可做，只好念圣经。我慢慢地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在旧约中，我发现我认同的是那些勇敢站在神面前的人，比如像摩西，约伯、耶利米、哈巴谷以及作诗的人。在念圣经的过程中，我觉得仿佛在观看一出话剧，这些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他们的一生，充满了少许的胜利和大量的悲剧。偶尔他们会对那位看不到的舞台经理大叫：「你搞不清楚在这里是怎么回事！」约伯不就是这样以最刺耳的声音控告上帝：「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像人查看么？」
偶尔从舞台后面仿佛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