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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1944年以前盟军对法国所作的登陆威胁 一种可以引起逐步升级的措施。 法国的打击兵力。战术核武器求生战术
如果我们想在实施我们的战略时弄清在进展中的动作是什么，可能作出的反应又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些比拟是合适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b）动作的原则
对于如何行动的问题，我们固然面对着许多不同的选择，但在同时，我们又面对着许多互相冲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称之为“力量的合理应用”。其含义是首先取得可以动用的实力，然后选择行动方案使这些力量产生最大的效果。目的是集中兵力以击败敌人的主力，因为主力若被击败，则其余的部分就会自动崩溃。我方兵力的主体必须集中对付敌方最强之点，决定性的会战也必须在主战场上进行。这就是19世纪末叶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战略，它也是1914年著名的法国第17号计划的基础。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狡诈”。其基本概念就是重视行动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所选择的行动方案应有最好的计算，使敌人丧失平衡，迷失方向，受到欺骗。通常必须分散我方自己的力量（或努力）以引诱敌人也照样去做。目的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打击敌人的弱点，以获得胜利。必要时可在次要的战场上，甚至可在遥远的战场上采取如此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利德尔·哈特在他所著的《英国式的战争与战略》一书中，对这种战略曾有卓越的分析。他认为这种战略是克劳塞维茨战略的解毒药，而且也是典型的、传统的英国式战略。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不过今天都已过时了，例如普鲁士人从菲德烈二世的梯次战斗序列中演化出“几何”原则，约米尼以对于拿破仑胜利所作的一种解释为基础产生出“地理”原则。
事实上，所有这些原则没有一个是具有普遍效力的。“几何”原则确已死亡（尽管有人会问，它在30年代的法国军事理论中曾否披着另一种伪装而复活），我们且不去考虑它；其他每一个原则都会导致一个行动方案，它在某些环境中可能最佳，但在另外的环境中却可能最糟。“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只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况：（1）当我们远比敌人强大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又何必去为理论操心？）（2）或者敌人虽然较大，但兵力分散，达到了危险的程度。“狡诈”原则是在我们自己较弱、获得局部优势极有价值时的必然选择。当然，它要求我们自己的兵力分散程度不可超过敌人。“地理”原则在军事战略中具有很大的价值。其采用的条件是：战场上交通困难（例如拿破仑时代欧洲的情形），并已构成了一种有良好划分的棋盘（现在这个棋盘由洋和洲所构成）。
所以对于行动方案的选择，务必以对当时情况的研究为基础。往往需要先后采用几种不同的原则。
（c）战略的“调式”
当研究行动计划时，通常必须决定总的态势；这又要看哪一个原则对于双方的相对地位最为适用。这就回到如何选择前面所说的某一战略样式的问题上。根据刚刚讨论过的原则，这些样式可分为两种调式：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
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1、第3和第5三种战略样式。其基本概念是：军事力量为主要武器，实现胜利或威慑都靠军事力量的使用或维持。这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略，事实上，也就是“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的重述。这种战略曾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指挥官们采用，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美两国的领袖所遵循。现在操纵核兵力的潜在冲突的，也是这种战略。不过直接战略也可以应用“狡诈”原则，尤其是在采用间接路线时为然。
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2、第3和第4三种战略样式。一切不直接利用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只用不太直接的方法以决定胜负的斗争形式都以这种战略为基础。这些斗争形式可能是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例如一次革命战争），或者虽也使用军事力量，但采取分段跃进的方式，中间夹着政治谈判（例如希特勒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所采取的战略）。由于直接战略所带来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似乎都足以造成不堪忍受的互相毁灭，所以在今天，这种间接战略也就越来越时兴了。不过，这种理论既复杂又微妙，尚不能被充分了解。在冷战中它正在不断被使用。今天，核武器的威胁已经使直接战略无能为力，所以间接战略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战略。
事实上，两种战略调式仍然同时存在，而且相辅相成。在今天世界上，辩证法的斗争具有两个方面。在直接战略的调式中，表现为核辩证法，其结果是双方的巨大经济和工业潜力都抵消掉了。与此同时，在间接战略调式中政治辩证法从威慑体系的裂缝中钻了出来，正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发展着。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用大调，也可以用小调。
（d）易变性因素
但还不止于此。在创造一种战略概念时，还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可用的资源及其应用的易变性。
世界一直在迅速地前进，尤以当今的时代为然。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转变的进程中。譬如说1963年的德国与1938年的德国就没有一样是相同的。世界的舆论并非受着同一种信仰的支配，所以其反应也各不相同。战略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1945年的飞机到1950年就废弃不用了，1950年的飞机到1960年也废弃了。其他不必赘述。
所以战略家不能依赖历史上的先例，他手头也没有永久不变的度量标准。战略思想必须经常考虑变化中的事实，不仅考虑可以想见的将来，而且考虑多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战略不再可能依照死板的客观演绎法来发展；它必须以假设为起点，并利用真正有独创性的思想来产生答案。
一直到近年为止，战略的这一个方面都是很难掌握的。在过去的长时间内，世界的变化缓慢，所以拿过去的经验作为决定的基础似乎是合理的。历史在今天仍然还有价值，但单凭历史不够了。保罗·瓦莱里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许多年前就曾意识到那种完全信赖历史的危险。现在，战略还不得不利用假设，但战略必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起作用，正如它已经随着空间的变化起作用一样。它必须抛弃那些僵化、危险的假设。例如美国人最近创造的某些理论就利用这样的假设，它们以对概率的数学评估为基础。相反，战略必须建立在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有一个组织时时对这些可能性加以观察，以使在适当的时候把那些正在走向成熟和变为事实的可能性同那些正在消失的可能性区分开。这是动作的另一个要素。它要求我们有预测的能力，以防止突然袭击，并保证自己与时代并肩前进。
要想对估计中的未来情况，做出一个如何在未来利用新的或改进的工具进行处置的答案，需要有一种发明的能力，这里并无成规可循。所能够说的就是那绝对不能当作例行公事来办。（很不幸，军事演习受“规则”支配，所以从根本上说，那也是一种例行公事。）要获得发明能力，必须发挥想象力，发明是深思的结果。
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代战略也象我们的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学拖着向前跑。其结果必然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作彻底的改变。应当重视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不管是新装备的生产也好，心理气氛的改变也好，国际权力平衡的交替也好，任何行动的时间间隔现在都是按年来计算；但这些却是足以控制将来的因素。
现在，准备要比执行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为一个未来效力有疑问的防御体系耗费成百万的巨资是无益的，而获得充分的情报、培养远见卓识是必要的。这两个要求意味着今天必须集中力量和不惜耗费，以创立高度有效的情报和研究组织。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才能在时机成熟时以充分考虑作出的决定控制力量演变的过程。
在这一小段结束时，我可以作一个并不夸张的简单比喻：战略家好像是一位外科医生，被请去给一个病人施行手术，那个病人的身体正在继续不断地以极高的速度成长着，所以他对于病人的详细解剖部位无法确定；而他的手术台也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下，同时他还必须在现在就订购五年后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