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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P城的战斗结束后第三天，钟亦成接到通知去S大学礼堂参加全市的党员大会。严寒的天气，钟亦成身上穿的棉袄是四年以前他十三岁时母亲给他缝的，已经太小了，冻青了的手腕露在外面，胳肢窝紧巴巴的，举动不便；他的下身，御寒的只有一条早已掉光了绒毛，“赶”成了一个个小疙瘩的绒裤。除了上衣口袋里有一支破钢笔和一个小本子以外，他的样子并不比沿街行乞或者爬在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孩子们强多少。但是，他的浓而短的眉毛像双翅一样地振起欲飞，他的脸上呈现着由衷的喜悦和骄傲，他的动作匆忙而又自信：我们胜利了，我们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和全中国的全权的主人。他走在顺城街上，看到沿街颓败的断垣和旧屋，他想：我们要把这一切翻个个儿。他还看到一辆又一辆的军车在抢运垃圾。战斗一停止，军车就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投入了这场清除垃圾的战斗，眼看就要把秽物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而P城的垃圾问题，曾经被国民党的伪参议会讨论过三次，作过三次决定，收过无数次“特别卫生捐”，拨过许多次“特别卫生费”，最后还由伪中央政府的监察院前来调查了多少次，其结果却是官员们吞没费用而垃圾在吞没城市。现在呢，刚解放三天，垃圾已处于尾声，丧失了它的全部威力，这是我们把它消灭的，钟亦成想。他又看见了几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在寒风中瑟缩地发抖。别忙，我们会使你们成为文明的、富裕的、健康的有用人材。他走近S大学，他看到了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臂上佩戴着“P城卫戍司令部”的标志的战士，他迫不及待地远远地就掏出来上级给他发的红色入门证，向警卫战士挥动：“我是党员。”入门证是会说话的，它在向战士致敬：“致以布礼！”战士怀着敬意向年轻的秘密党员微笑了，“我们会师了。”这笑容说道。“我们再不怕逮捕和屠杀了，因为有了你们！”钟亦成也报之以感激的笑容。这次党员大会要谈什么呢？走近礼堂的时候钟亦成想，会不会会后组织一部分人去台湾呢？要知道，我们是饶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了，以我的年龄，更便于隐蔽和秘密活动。那就又会看到国民党军、警、宪的刺刀，又要和C。C，和中统打交道……那更光荣，我一定第一个报名。
他走进了礼堂，倏地一下，他惊呆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黑压压的一片，上千！P城有二百万人口，上千名党员，这在日后，在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也许是太稀少了，然而，在解放以前，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在无边的黑暗里，每一个党员，就是一团火，一盏灯，一台播种机，一柄利剑，培养和发展一名党员，其意义绝不下于拿下敌人的一个据点和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阵地。在严酷斗争的年月，每个党员都是多么宝贵，多么有分量！习惯于单线联系的钟亦成，除了和上级一位同志和本支部的四名党员（这四名党员在四天以前彼此从不知晓）个别见面以外，再没有见过更多的党员。如今，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庞大的队伍，堂堂正正地坐在大礼堂里，怎么能让人不欢呼、不惊奇呢？他好像一个在一条小沟里划惯了橡皮筏子的孩子，突然乘着远航大轮船行驶到了海阔天空、风急浪高的大洋里。
何况，何况悲壮的歌声正在耳边激荡：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当然，他也是党员！）大幅度地挥动着手臂，打着拍子教大家唱《国际歌》。过去，钟亦成只是在苏联小说里，在对于布尔什维克们就义的场面的描写中看到过这首歌。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你要打铁就得趁热……
这词句，这旋律，这千百个本身就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一钱不值的“罪”人——趁热打铁的英雄的共产党员的合唱，才两句就使钟亦成热血沸腾了。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悲壮、这样激昂、这样情绪饱满的歌声，听到这歌声，人们就要去游行，去撒传单，去砸烂牢狱和铁锁链，去拿起刀枪举行武装起义，去向着旧世界的最后的顽固的堡垒冲击……钟亦成攥紧了拳头，满眼都是灼热的泪水。泪眼模糊之中，台上悬挂的两面鲜红的镰刀锤子党旗，党旗中间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巨幅画像，却更加巨大，更加耀眼了。
礼堂其实也是破破烂烂的。屋顶没有天花板，柁、梁、檩架都裸露在外面，许多窗子歪歪扭扭，玻璃损坏了的地方便钉上木板甚至砌上砖头，主席台下面生着两个用旧德士古油桶改制的大炉子，由于煤质低劣和烟筒漏气，弄得礼堂里烟气刺鼻，然而所有这一切，在鲜红、巨大、至高无上的党旗下，在崇高、光荣、慈祥的毛主席像前，在雄浑、豪迈、激越的国际歌声当中，已经取得新的意义、新的魅力了，党的光辉使这间破破烂烂的礼堂变得十分雄伟壮丽。
解放P城的野战部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在地下市委的基础上刚刚充实起来的新市委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们，原地下的学委、工委、农委的负责人们，早在战斗打响以前便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P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们……坐满了主席台。他们穿着草绿色的旧军装或者灰色的干部服，服装都是成批生产的，穿着并不合身，而且由于从来顾不上浆洗熨烫，都显得皱皱巴巴。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由于熬夜，眼睛上布满了血丝，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五十岁，大部分是三四十岁，还有一些是二十岁刚过的领导人（这在钟亦成看来已经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大都是身材精壮、动作利索、精力充沛；没有胖子，没有老迈，没有僵硬和迟钝。从外表看，除了比常人更精神一些以外并无任何特殊，但他们的名字却是钟亦成所熟悉的。其中几个将领的名字更是不止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那些造谣的报纸无聊透顶地刊登过这些将领被“击毙”的一厢情愿的消息。现在，这些在国民党的报纸上被“击毙”过的将领，以胜利者、解放者、领导者的身份，在战斗的硝烟刚刚散去的P城的讲台上，向着第二条战线上的狙击兵们，开始发表演说了。
一个又一个的领导同志作报告。湖南口音，四川口音，山西口音和东北口音。他们讲战争的局势，今后的展望，国民党对于P城的破坏，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每个领导人的讲话都那么清楚、明白、坦率、头头是道、信心十足，既有澎湃的热情、鼓动的威力，又有科学的分析、精明的计算；像火线宣传一样地激昂，又像会计师报账一样地按部就班，巨细无遗；却没有在刚刚逝去的昨天常常听到的那些等因奉此的老套，陈腐不堪的滥调，哗众取宠的空谈，模棱两可的鬼话和空虚软弱的呻吟。这不再是某个秘密接头地点的低语，不是暗号和隐喻，不是偷偷传递的文件和指示，而是大声宣布着的党的意志，详尽而又明晰的党的部署，党的声音。钟亦成像海绵吸水一样地汲取着党的智慧和力量，为这全新的内容、全新的信念、全新的语言和全新的讲述方式而五体投地、欢欣鼓舞，每听一句话，他好像就学到了一点新东西，就更长大了、长高了、成熟了一分。
不知不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