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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我放出去？”
“小的不敢呀，村子里就这么几个人，很容易就会被查出来。如果被查出来了，我全家都性命不保啊。”
“那你来干什么。”
“我怕你饿坏了，就从家里给你带了点吃的来，我给你塞进去了啊。这里晚上天冷，你多走动走动，别染了风寒。”
张满财能做到这些已经很是不容易，我谢过了他，让他早点回去吧，路上别再碰上恶人。
张满财给带来的几个窝头比石头还要硬，要在往日，不论如何也吃不下去，但是现在腹中空空，经过一天的折腾以后，肚中半粒米都没有了，别说是和石头一样硬的窝头了，就是和金刚石一样硬的对我来说也是好东西。
时间难以打发，我连啃窝头边想做一首诗，后来还怎做出来一首：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一对狗男女，其中就有你。
当然这诗的原著不是我。就这样挨到月亮快要从那小小的窗户中离去，大概到了后半夜时，门外有了脚步声，听那动静还不是一个人的。
“马可文，马可文。”
外面的人喊我，有一个男声，还有一个女声。我听出来了，那男的正是胖子赵金柱，女的是鲁思一。
他们来救我来了。
外面的锁子打开，我看到胖子和鲁思一站在门外。虽然是别了半日，却如别了几十年，欢喜之情难以言表。
胖子和鲁思一不是一个人来的，他们周围还站了四个带武器的士兵。但是这四个人对胖子恭恭敬敬，言出必行！俨然胖子是他们的领导。
半日不见胖子长本事了，有了自己的部下了。
胖子看我出神，对我道：“走走走，这事一会儿我在讲给你。现在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胖子这副大模大样的神气样更是让我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胖子不乱说瞎话，而且这几个士兵也都听胖子的话，我就和他们一起走。
天黑看不清路，就由那四个士兵带路。那几个士兵很是关心我们，有了水坑，石头还要提醒一下。胖子就卖弄地回头看我一下。
走了不远，四个朱红色大字映入眼帘：天通客栈。
有胖子的神气，我也不多疑，一起进了客栈。客栈四围都有士兵把守，进了里面有不同穿着的，貌似官员的人看着。我们就在这些人的注视下进了客房。
我和胖子一个房，鲁思一和我们道了个别，进了旁边的一间。
进了客房之后，里面热气腾腾，连个偌大的浴缸里面盛满了水，还撒了玫瑰花瓣。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胖子。
胖子说不急，先脱了衣服泡进去我再给你讲。我说胖子你再卖关子我就让鲁思一敲你。胖子说不敢，不过累了一天了，先洗洗。
既来之则安之，也不管那么多了，有这么曼妙的玫瑰浴摆在面前，什么都不管了。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么奢侈的浴缸里面洗过澡。
脱衣服进去，全身就被那温暖的水包围起来，十分舒服。这时胖子得意地说，你不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就说给听。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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