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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关肯尼迪性生活的传言或者这方面的越轨行为本身令他在他的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月里从重要的工作中分心。在11月和2月期间，他与赫鲁晓夫交换了几次和解信息。2月22日，他表示希望他们也许能够不久见面“进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从而为“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和睦的关系”做出贡献。但是，猪湾入侵行动破坏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初步交换意见而产生的任何亲善关系。眼见肯尼迪因为那次令人窘迫的失败而处于被动防守地位，赫鲁晓夫开始了进攻。“所有人都十分清楚，”他写信告诉肯尼迪，“入侵”古巴的“武装匪徒是在美国得到训练、装备和武器的。”他允诺要给予古巴“所有必要的帮助来击退武装进攻”，并警告说，“一个地区的冲突可能会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安定。”
肯尼迪果敢地回复说，入侵行动表现出勇敢精神的爱国者们决心恢复古巴的自由。他强调说，美国没有在该岛进行军事干预的企图，但有责任“保护这半球免遭外来的侵略”。肯尼迪还告诫不要利用古巴为借口，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煽风点火，从而威胁到全面和平。他要赫鲁晓夫“认识到，世界各个地区自由的人民并不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你的政府信仰什么是它自己的事情；它在世界上的行为却是全世界的事情。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决心获得自由的人民的革命。”
肯尼迪最大的担心是莫斯科可能会利用古巴作为封锁西柏林的借口，而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东德人和其他东欧人士正逃离共产党投奔西柏林。当尼克松敦促约翰·F·肯尼迪找个借口入侵古巴时，肯尼迪回答说，入侵行动将导致与俄罗斯在柏林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而他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世界和平。如果将出现再一次世界大战的话，肯尼迪相信，柏林将是战争的发源地。
赫鲁晓夫用一封15页纸的信回复肯尼迪，再次强调他对美国干涉古巴的指控，并重申他的警告，即这决不是缓解苏美紧张关系的方式。肯尼迪明智地没有理会赫鲁晓夫的信。尽管如此，由于赫鲁晓夫在避免核冲突方面与肯尼迪一样坚定，因此这位苏联领导人抓住了总统在2月份提出的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的机会。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明说，但肯尼迪十分清楚，被赫鲁晓夫描述成“在欧洲中心部位的一个危险的紧张关系源地”的柏林同样也是他最大的担忧。
肯尼迪上任后的头3个月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念，即国际危险应当优先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由于他相信有效的外交政策部分取决于国内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团结，因而他觉得必须在国际和国内举措方面实现某种平衡。在他看来，他的麻烦在于，国内方面的提案与其说促进了国家的团结，倒不如说加剧了国家的分裂。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2）…（图）
4月18日，在猪湾危机期间，他要求国会创建一个新的内阁部——城市事务与住宅部——以终止“我们国家许多城市地区令人惊讶的衰败”、复兴全国70％ 美国人居住的城市，并确保“我们人口的各个层次都享有充足的住房”。看起来，这是个亲善仁爱的提案，但却很快遭到了代表郊区和小城市的南方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的反对。经过修订后的议案更加强调小型社区，很有可能会抑制后者，但南方的反对意见却坚定不移——他们反对有可能主要服务于市内黑人、使得住宅资产经理处主任罗伯特·韦弗成为内阁里第一个美籍非洲人部长的议案。该议案同时还受制于因为虽有改善却仍然疲软的经济和增加的国防开支而造成的预算紧缺。肯尼迪不愿意为他眼里并非第一重要的事情而斗争，这种态度与经济和南方的反对意见一样，拖了大刀阔斧行动的后腿。
于是，5月，肯尼迪提议立法通过有限减少与收益增加相关的赋税来刺激经济。他将自己的建议描述为“建设性改革道路上第一个紧急步骤”。他说，他计划于 1962年向国会提供一份更加全面的税收改革计划，以刺激“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并创建）一种更加合理的税收结构和更加简单的税法”。与此同时，他提议以厂房和设备现代化和扩建信贷的形式为企业提供税收奖励。为了弥补在这方面的收入损失，他提议终止美国人在经济发达国家海外收入的免税政策和海外不动产的资产税豁免政策、代扣利息税和股息税、继续收取原定于7月份减少或者停止征收的企业税和消费税，同时向民用航空供应商征税，以帮助支付联邦航空系统的运营和改造费用。
倾向于折旧津贴而不是用于新厂房和设备费用税务信贷的商界领导人们成功地阻止了肯尼迪的议案，表现出了他们游说的能力，以及白宫方面的疏忽大意。由于担心抢风头而削弱约翰·F·肯尼迪作为国内领导人的地位，白宫没有让林登·约翰逊——他在政府内是最有经验的立法人——在对付国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相反，肯尼迪过去从来没有表现出对重大议案获得通过而需要的那种合作努力有什么好感，依赖的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助手们来推进他的立法安排。约翰逊抱怨自己在国会山的那些关系没有得到利用，说，“你知道，在那方面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一次！”可以想像，其结果是，肯尼迪的立法努力步履维艰。
虽然在成立住宅部和税收改革方面遭遇了失败，肯尼迪在国内事务方面并非没有收获。国会同意了一项区域再开发法案（Area Redevelopment Act），实现了他在竞选期间帮助缓解西弗吉尼亚和另外9个州失业痼疾的承诺。此外，国会在几个现有计划中接受了肯尼迪要求的重要增添内容：提高失业福利；提高最低工资，其中包含360万不受益的工人；增加社会保障；资助各城市改善住宅和交通；保护国家河流的一项控制水污染法案；继续资助艾森豪威尔期间开始的一个国家公路系统；提高农民收入、长期保持“我们文明社会中一个最突出的成就······以少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力生产出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粮食”的一项农业法案。
虽然有了这些进展，但政府却无法从其最初的国内成绩中获得多少满足。除了区域再开发以外，白宫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立法业绩。肯尼迪的“头等大事清单”、税收改革、联邦政府对初级和中级教育的援助、大学奖学金和老人健康保险等，从来没有获得国会各委员会的通过。历史学家欧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他密切研究了围绕教育和健康议案而展开的斗争——将这些斗争描述成为政治上难以忍受的场面。对于保守人士来说，联邦政府参与教育领域，是个无法容忍的问题，因为他们希望维持地方上的控制权。在公共资金资助教会学校问题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激烈争辩形成了一种无法弥合的鸿沟。肯尼迪决心要履行自己在竞选期间有关政教分开的承诺，从而导致天主教的坚决反对，指责他拒绝支持对教会学校的直接援助。有人批评他在教育问题上的立场，抗议他恪守传统思想；与此同时，他对老人在社保中健康保险方面的支持也招致了相反的回应——警告政府的计划是在模仿共产党国家的医药社会化。健康保险议案同样无法获得众议院赋税委员会的批准——该委员会主席、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