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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还有水印效果，引来了啧啧称赞，中外媒体一致予以了肯定和好评。
虽然皇帝和财政大臣都已经将“废两改元”作为币制改革的既定方针。但事情千头万绪，币制改革千难万险，在开头并不需要予以明文规定，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今后废除库平两制度，各省解部之款、财政预算调整之据皆以维新银元为准，便虚本位为实体本位。”
这种没有贸然提出“废两改元”而代之以用维新银元过渡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反对声浪，因为统一国家币制是币制改革最基本地目标，即便反对废两改元之人也不能无视之一目的，改虚位本位为实体本位，本质上方便了折算，方便了计算，这种好处也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全体接受后能否通过新银元这一实在新载体换成“废两改元”的政策，则是后续工作，原也不必着急。
由于新银元是与一篮子国际货币挂钩的，它的发行量也非常有特色。
帝国银行一共拥有的黄金折合新银元一共
照25％的权重，维新银元一共可发行2元，而其余币则由聘请自各国的币制改革顾问分别签字，通过平准贷款予以确保，用国际公信力保证帝国银行新发行地货币完全是准备充足后发行。
事实上，当时各国发行货币的准备金都是与实际货币发行量存在杠杆比例，因为货币持有者不会全部将所持有的货币到中央银行挤兑要求换成贵金属（那样经济活动就完全崩溃了），一般准备1元的准备金可以发行38元的货币而不必担心出现金融危机。
原本币制改革中英美各国的币制顾问也如此劝说中国采用这种方式发行，但林广宇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杠杆比例地诱惑。〃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皇帝心里很清楚，按照目前的准备金水平，不要说2，就是发行1亿都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但作为一项最初的改革，保证币制稳定比获取超额铸币税重要的多。清廷过去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经常发行大铜元，同样分量的铜币货币量从当十、当二十一直到发展当五十还嫌不足，民间对任何新货币的发行都带有疑虑。不破除这种疑虑，新货币的推行就会阻力重重，也同样会影响币制改革的后续展开。表面上看维持1：币发行准备金而不放大是一种迂阔的行为，实际上却是取信于民的更好形式。
在这2元维新重宝发行后，相同数量的维新纸币也随之发行，数额同样也是2元，亦即每一元纸币都可以兑换成为铸币，这中间地杠杆放大系数同样以信用问题而为皇帝所舍弃。
按照《国币条例》的规定，新的维新重宝和维新纸币是一一对应的兑换主体，任何手持其中形式之一的人都可以将其兑换成为另一种形式。其中，维新重宝兑换成纸币时不收手续费，维新纸币兑换成维新重宝时收取1％的水费（最低不少于1分），这种单方面收取收费的目的就在于鼓励使用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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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国币的使用与推广，按照《国币条例》的规定，自发行之日起，维新货币可以自由流通与市；自发行次月起，朝廷官员官俸、禁卫军军饷一律用维新货币予以发放，推广流通，任何人不得拒收；自维新三年起，所有京畿、直隶商民必须以维新货币缴税，原有的银锭、银元、鹰洋都需要折算成为维新货币后方可完税。
在维新货币刚刚发行的时候，载泽着实捏了一把汗，生怕出现商民拒收，流通不畅的局面，但事实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首期100元货币发行下去后，市面上压根不见新货币的踪影，那些持有新货币的官员、官兵早就为熟识之人团团包围，千方百计欲求一枚新的维新重宝。在黑市上，标价一元的维新重宝能叫卖到3甚至更高的水平。标号为甲000001的各面子纸r。
究其原因，坊间舆论一致认为，维新货币印铸精美、分量足、有充分的信用保障，特别还有当今圣上的御像，着实有大力收藏的必要——此情形与《帝国日报》创刊号发行时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帝国银行每天从兑换窗口释放出来的新货币根本不能满足庞大的需求，只消开放一刻钟当天的最大兑换量就被消耗殆尽，很多人为了一睹新货币的风采，不惜漏夜排队，甚至于连续通宵排队。
这种热潮甚至还引来了《泰晤士报》的分析报道，认为中国人痴迷与最新的货币，其热情完全出乎官方的预料。
妙！实在是太妙了！
有了这样的消息打底，载泽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抢手？不要紧，造币局有的是后手呢。
前期印铸的500元货币一股脑儿投放到了市场，虽然暂时缓解了市场的饥渴，但距离大规模流转使用还有很大的距离。随着财政大臣一声令下，铸币机、印钞机全力开动，源源不断的货币开始发行。
在铸造了3000万元的货币之后，这：L落，财政部的币制改革的第一步终告完成……
第三卷
第五十三章 … 帝国国会
以新货币发行作为标志，帝国于维新二年启动的币制改革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财政部在经历了财政清理、盐政改良、贷款大辩论等一系列大事之后，终于获得了想要的结果，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载泽本人更是喜不自胜，新货币公开发行且开展兑换后，一连几天，他都在帝国银行各处营业网点巡视，看着秩序井然的兑换队伍，听着兑换者换到新货币后的高兴劲，载泽自己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这可比廉价的马屁声值钱多了。
虽然有人因载泽的身份权位而劝他说革命党猖獗，眼下最好不要抛头露面，但他哪里按耐得住那种喜悦，只加派了警卫人手了事。在这件事上，他深以皇帝的话为然——做官，有作为才有地位，有政绩才有口碑。
在安全防护上同样紧张的还包括帝国内政部的大小官员，随着十月初一资政院开会日期的日益临近，各地议员纷纷抵京，加强对他们的安全防范工作成了当务之急。而防范的重点除了议员们下榻的旅店、宾馆外，重中之重就是京师铁路站。
因为当时除新疆、甘肃、山西、陕西等西部内陆省份由陆路进京外。其他几乎所有省份地议员都通过铁路而来。例如，南方的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多半是到了湖北沿芦汉线北上；东三省的议员沿京奉铁路南下；由于津浦铁路还没有完全竣工，除山东省的议员可以直接坐火车抵达天津外，其余江浙、福建、安徽、江西的议员一般都坐海船到天津下港，然后再从天津坐火车到京师。屈指算下来，天下差不多有1个省的代表要抵达车站。这安防任务重如泰山可见一斑，
至于路途最为遥远地西藏，也有变通办法，在决定人选时朝廷已做了筹划，决定由在京的西藏喇嘛作为西藏议员代表，否则以西藏这个路程，一年两次会议大部分时间都得在路上耗光。
虽然京畿附近的革命党经过前后数次打击已近乎销声匿迹，但善、赵秉钧唯恐野火烧不尽。不但将内政部掌握的全部警力释放了出来，而且还奏明了皇帝，特旨命禁卫军协同治安防范。京师火车站外哨兵是里三层外三层，有人开玩笑说连个麻雀要混进来都很困难。
此次坐火车进京对各地的议员也是一种思想解放和文明洗礼的过程。各省议员，尤其是偏远省区的议员原本对铁路修建还有种种疑虑，但一旦亲身体会、亲眼目睹，这种思想转变比谁都快，而尤以陕西省最为显著。
陕西紧挨着山西，自古号称关陇平原，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并不远。甚至官道里程还近于湖北、湖南，但因为芦汉铁路地修筑完成，从湖北坐火车抵达京师只消2一夜，而从陕西到京师却要提前12出发。这中间差距可见一般。
陕西议员代表团听说此种消息后，第二天就聚在一起开会，要求尽快兴建陕西至京师的天路。否则“陕西之落后与日俱增，将来不复有一席之地也。”而四川、两广议员在目睹铁路之便捷后，也进一步坚定了尽快完成粤汉、川汉铁路勘探、修筑的决心。
就连向以民风保守、闭塞而著称的蒙古议员，此番对交通一事也深有触动。蒙古自古以骑兵而著称，库伦到京师一千两百余里，骑兵即便在天气好时也大约需要半个月的形成，但如果换成铁路，最多两昼夜就可抵达。而且无鞍马劳顿之苦，无风霜雨雪之阻。按照计划，京张铁路修筑完成后将进行张绥、张库铁路的修筑，此时詹天佑正率领手下进行地质勘探。听到这样的消息。全部出身王公家族的蒙古议员喜不自胜，来京后表示将尽力配合、尽快完成修筑。
除了各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