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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性别视角的问题，因为我们尽管那么强调男女平等，我们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在这之中是更容易权利被忽视、被侵犯的。在艾滋病问题上也是如此。
最后我说我们今年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其它一些国家，包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事情，就是SARS的流行，在中国大陆SARS流行，给我们AIDS的防治留下的考虑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点：需要非常警惕的一点，就是我们过分地采取了强制性的做法，隔离的做法，而少了一些人文关怀。我们采取了国家下大力气总动员，而我们不要忘了人民不止是被动员，应该是公众有更多的参与。这样既发挥国家的作用，也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发挥民众参与的作用，做到一种善治，这才是更好的局面。
第二点我觉得是政府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终于在SARS这个问题上，政府认识到政府对人民是负有责任的，政府要多出钱来解决人民的卫生费用。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说靠一个人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状况，尤其是对处于弱势，处于贫困的人，比如生活在农村的这样一些孩子，最起码你要给他两个条件，一个是义务教育，给他知识，第二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身体，要给一些医疗保障。而我们的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是非常低的。不但不覆盖农村，在城市中只覆盖了有工作的人。我一直强调，有人觉得你这是空想，你提的是不现实的，但我仍然要说，我一直强调国家有责任建立一个最低标准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险制度。这是我的主张。
那么我觉得AIDS给我们的思考，对于每个人，一个是我们怎么保护自己，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同时应该使我们考虑到，我们怎么样使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各种危机和暴力的社会，能够走得越来越好一些，使生活在这样一种场景之下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减少我们的灾害。在每个人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包括我们这些学生，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自己的工作能更好，生活能更好，能更有成就的时候，有余力的时候帮助一下别人。我觉得如果相当多的人，能做到这样一点，我们这个世界就会比现在好一些，这就是我的想法，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李教授做了一场非常生动的演讲，而且这里面既有像一个律师一样很冷静的思考，又有像一个教育工作者那样就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角度，我想李教授今天的演讲，应该给同学们不少的启发，这样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那这里问题就来了，我们这儿收集了一些网友的问题，接下来还有同学的提问。先看网友的问题，他说他也是一名律师，他知道在世界范围内，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和方式，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古巴对艾滋病的感染者就会实行隔离，以便保护其他人免受感染，那么在美国法院则明确规定说，个人有隐瞒感染艾滋病毒的权利，甚至禁止政府在感染病毒的人在死去之后通知他们的配偶有关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这是两个比较极端的，那么艾滋病人要隐私权，而健康人又需要一种健康权，知情权。这两者的矛盾怎么解决？
李 楯：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向我提出，包括一些官员，你说要保护艾滋病人或者感染者的隐私权，那我的知情权呢？我们说什么叫知情权，知情权是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对政府，对强势力量，我要知道你的决策，你政府要公开，信息要公开，而不是对别人屋里的事情你有知情权，你没有这个知情权。我们有一种很不好的，最起码在一些人中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我们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说，叫做“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那个不是你有权力管的，对于人的权利，包括隐私权，这是最基本的权利。这是在法律上是非常高的准则，而可能有些人会给别人造成伤害，这是一个具体的处理问题。正像我们对，比如像对各种犯罪，我们可以制裁，但是对人，在一个人没有犯罪之前，哪怕他是可能犯罪的人，我们不能说因为你可能犯罪，你已经扬言，拿着刀，已经扬言，说这是我的仇人，我要出去杀掉他，这时候我们没有权力把他抓起来。你说你不抓起来他，他去不就杀了嘛，那么我们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这种措施是不是有效的？这种措施绝对不是十分有效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尊重他个人的权利，因为这是第一位的，这是最基本的法律的出发点。所以我觉得保护每一个，同等的保护每一个人最根本的权利，这是首位的，当然我们可以尽量地防范，比如像很多经验认为提倡100％安全套，就是这样。那么在中国就面临一个问题，有人说在性伴侣之间，在夫妻之间，——在商业性行为之间好理解，——在性伴侣之间，夫妻之间谁不安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是丈夫提出，妻子会说“你什么意思”？妻子要提出来，那更坏了，丈夫接受不接受这个，那么，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个观念，就是我说“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最起码，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搞具体技术的，我不敢说它100％有效，但是通过今天国际上和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证明，它在相当大的成度上是有效的。
主持人：对，所以说艾滋病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李 楯：就我们的习惯，我们能不能改变，包括性行为习惯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在强调这一点时候，你可以不考虑你的危险和生命问题，但你要尊重和你有这个关系的人，我觉得这点在使用安全套上，更多的是对别人负责，同时也对自己负责。
主持人：好，看我们在场的同学有什么问题？
同 学：李教授，你好！艾滋病已经作为一种疾病，未被攻克多年了。有一种说法是艾滋病未被攻克，是科技界态度的问题，有人说如果拿世界军备预算的三分之一，来做艾滋病的攻克研究的话，那么艾滋病早被攻克了，那么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您能不能谈一谈，对这种，对科技界不满的态度，是怎样看的？谢谢！
李 楯：首先我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说，科技界在这方面投入少了，但我却同意你那个说法，如果我们更多一些投入，会不会更好一些？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比如像军备，比如像经济发展中我们做一些大的工程，非常大的超大的工程，我们能不能发展得慢一些，更多地考虑到我们中国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贫困的人，我们去改善一下他的医疗条件，我们觉得你提的后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个人希望，我虽然不是专搞艾滋病的，我希望政府，甚至不止是中国的政府，包括大的企业，在这方面都有更多的投入。
主持人：我想补充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想在座不少同学是学，比如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的，现在其实生命科学发展得很快，但是很多新的技术的产生，或者新的技术转化成为产品的产生，背后都有巨大的利益在驱动，是不是由于艾滋病的感染人群，比如说很多分布在贫困地区，它这里面利益驱动，当他发明了新的艾滋病药物，产品的时候，他能从中获取的利润少，是有这个利益的问题吗？
李 楯：我觉得，在艾滋病防治上，联合国组织的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说这么一句话，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现在对于艾滋病，当没有好的疫苗研究出来之前，那么只能控制，控制呢，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能使他继续活下去，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只有有钱人才能使用这些药，它的费用非常高，所以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中国加入WTO之后，WTO有一次会上，别的决定，很重要一些争论，国际经贸方面的争论没有定案，但却做出一条决定，在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艾滋病发展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不顾知识产权的制约，生产这些药物。这说明什么？同样是法律确定的权利，比如知识产权和人的生命权，人的生命权是高于知识产权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讲利益，尤其是企业讲利益，无可指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的生命，尤其当我们面对一些穷苦人的生命，尤其是这样一些人，有些比如像还是我们主流社会不大认可的，比如像毒品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