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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校毕业班上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讲话中，江公开了他即将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的新思想。这篇长达1。2万字讲话深受重视，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它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讲话的重点是如何搞活中国困难的国有企业，有1亿多中国城市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但国有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争相申请破产，因为这是替工人争取政府补助的唯一出路。
但是，江泽民担心在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太多企业破产可能造成失业人数剧增并危及稳定他倾向于采纳朱镕基倡导的战略，即让健康的企业“兼并”或“接管”不景气的企业，为此政府将提供近250亿美元作为鼓励。在许多情况下，成功企业被迫吸纳衰败的企业，以便努力保留工作岗位。当然，结果却往往是不景气的企业影响了健康的企业，使两者都走上衰退之路。虽然经济在1997年初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国有企业的持续衰落表明还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
在人们期望甚高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将部分国有企业转成股份制公司的构想，这一概念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似乎产生了矛盾。江避开了矛盾解释道，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本质，诸如合作社、集体、动组织、地方和地区政府、其他国有企业，以及数量相对较少的私营企业、个人及外国资本。
他还支持诸如企业合并和股票上市交易等其他可用以搞活国家工业的金融市场观念。江指出，归根结底，更好的管理和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即便这意味着不采用传统手段。
多种多样的新所有制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涌现。到90年代中期，私营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经济成分。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转换成股份制公司是处境艰难的国有企业唯一的希望。这意味着为了跟上经济形势，党的策也将随之改变。这正是1997年党在江泽民领导下要做的。
自1996年秋开始，一个由大约40名专家组成的班子，在温家宝和曾庆红的领导下开始起草江泽民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要作的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是其中的成员。
陆回忆说：“要理解江得的成功，人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陆说：“在现代改革的历史中，有三个难时期，第一个困难时期是在改革的初期，即1978—1980年。第二个困难时期是（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第三个困难时期是1997年筹备第十五次党代会期间。”
第一波改革的基本上是业，将生产责任交还给农民自己。第二次的重点在城市，废除对价格的控制。尽管这次改革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了速度，邓1992年南方谈话使它又恢复了活力。
后来，经过5年的续增长，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改革的走向将体现于江在十五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报告将决定下一个五年的规划。陆回忆道：“集体起草和修订报告的过程是很紧张的。”
陆说：“江总书记必须考虑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应该仅限于国家吗？是否可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各类人群所有？更具争议的是，中国应该像东欧那样允许私有化吗？”
陆继续说：“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或者是主要所有者，或是次要所有者，那么在这不同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战略是否要有所变化？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可能是理论性的，但是请理解，在中国理论意味着意识形态，而这是整个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对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如此激烈，原因也在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体制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广大群众加入了这场辩论，这一问题给党中央寄来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小企业主要求放松限制，而保守者则认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之必需。陆回忆道：“江以极其认的态度关注这场所有制的大争论。”在1996年末1997年初的那段敏感时期，江会见学者和官员，阅读杂志与来信，听取口头汇报，阅读文件简报。他重读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并重温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史。
江逐渐认识到最好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陆说：“他用巧妙的心理战术赢取了部分反对者的支持。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江指出在列宁的一篇著作中——碰巧与粮食税有关——这位共产主义的导师说自己认识到，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政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者不应该被理论缚手脚。’江发挥了列宁的观点说：‘一切用事实说话，教条没有一席之地。’江希望在共产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中国进行改革的先例。以这种方式，他就能够推动中国的前进，同时保持党内的团结。”
在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原则是，私营成分应该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江现在建议将私有经济划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主张国家应该从诸如零售和轻工业等领域退出，但要保持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的控制。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江已经像中国众多的经济学家那样认为，股份制是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
江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这些观点。陆解释道：“在汉语中，我们称之为‘吹风’。‘吹风’就是发出‘试探气球’，看看人们对它的反应如何。”
春夏之交，萦绕人们心头的是一场更为激动人心的交接。925天以来，天安门广场上巨大的“倒计时牌”一直在滴滴答答的钟声中走向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在这一天回归中国。数十年来人们都在期盼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6月30日，江主席成为有史以来踏上港岛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当他走下国航波音747飞机舷梯的最后一级时，他看起来有点迟疑，仿佛在品味这一时刻。刹那间，他就被四面八方手捧鲜花和高举旗帜的欢迎人群淹没了。
下午6时15分，在标志英国统治终结的日落典礼上，1万名来宾看了军乐队和舞蹈团盛大露天告别演出。香港总督定康发表了他的最后演讲，但江主席和香港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都没有到场。（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彭定康却在最后几年推行“民主选举”，京谴责其虚伪。）
在香会展中心第5层举行了正式的交接仪式。人们称这座会展中心飞扑而出的圆屋顶“具有海鸟之翼的轻灵和韵致”，它拥有面向香港著名海滨的世界上最高的玻璃幕墙，一直延伸进维多利亚港湾。
晚上9时15分，为中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盛宴。与会的有江泽民主席、英国王子查尔斯、美国国务卿玛德·奥尔布赖特。2小时后，4000名宾客抵达正式交接仪式现场，在英国和中国乐队演奏的欢快乐曲声中，来宾们被引导至各自的座位。似是为了强调双方的平等，在舞台后平行悬挂着英中两国的巨幅国旗。
距离午夜10分钟时，查尔斯王子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告别词。王子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你们步入非凡历史的新时代之际，我们会以最大的兴趣予以关注。”他发言之后，英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在英国军乐队演奏的《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声中降下。
零点刚过，中国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就取而代之，香港的区旗上是当地的一种被称为紫荆花的兰花。当这两面旗帜升起时，中国军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天安门广场，自1989年“六·四”以来最多的人群——10万名经过遴选的群众——通过大屏幕观看了这一盛况。中国国旗在午夜后8秒升至杆顶端，这是中英双方经复杂的谈判决定的时刻。街道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人们挥舞着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边欢呼，一边跳跃并舞蹈。156年的屈辱已经结束。新时代的曙光降临了。
午夜零时零4分，江主席在会议中心发表话。他以深沉而洪亮的嗓音宣布：“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接着他重申将会坚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表明香港的日常生活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当主席发言完毕时，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