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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绝不会迂拘。吴廷栋的得意弟子——涂宗瀛，便不是一个“迂拘”的人。
宗瀛，安徽六如人，因为选对了专业（理学），跟定了大佬（吴廷栋、曾国藩），一生顺风水水，终于官历极品
（湖广总督），寿比蛇龟（八十三）。宗瀛的书房有一条长案，案上左边堆满理学书籍，右边则放着一架天平。这架天
平干什么用呢？答曰：秤银子。原来，官场有个不成文法，每当节日、生日，下属须向上司馈赠礼金，称“节敬”、
“寿敬”。可有些觉悟低的顽劣僚属，常在例行馈敬时作些手脚，银两的成色、轻重常与礼单不符；这些人算准了交接
礼物不像纳粮入库，用不着严格盘点，故以此法蒙混过关。今日路边“礼品店”常有伪造的高级烟酒出售，顾客明知其
伪，却欣然购归，明日再转赠他人；其心术即与上述官吏相同。宗瀛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这些套路怎会不知？待得自
己升了官，他却把脸一抹，不甘心受此蒙混了。于是，他买来天平，每到收礼之时，“必审其银色及轻重，少差者皆令
补足”。下官没料到上司来这么一手，看着天平，不由呆了，宗瀛淡淡一笑，语重心长的说：“此我分所应得者，犹原
思九百之粟也”——原思尝任孔子家总管，孔子发给他“粟九百”作俸禄，他推辞不受，孔子曰：“毋”。——下官听
他这么理直气壮，哪还有话说，都乖乖回家取钱，再来“补足”。
一是一，二是二，务必钱账两符、毫厘不爽，完全摒弃传统士大夫只求面子好看、不顾内里难受的虚荣做派，这当
然体现了宗瀛活学活用、绝不迂拘的“优良”作风。此外，宗瀛还有更高的招。节敬、寿敬是经常性收入，若欲拓宽财
源，势必要开展主业外经营，为此，宗瀛“时以刊书或代故人求贷”之名，遍发笺启，广开财路。所谓“代故人告贷”，
是利用自己的广阔交游为友人债务担保，提取巨额佣金。所谓“刊书”，即借为先贤出版遗著之机，号召大家捐款，自
己从中牟利；例如，他主持出版了老师的遗著《拙修集》，死後犹得“沾润”不少，吾爱吾师之心遂更坚定。
讨个小老婆挠痒痒
同治元年初夏某日，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提剑闯入曾府，声言要斩了韩正国这个小人。韩正国是曾国藩警卫连连长，
彭玉麟杀他干什么？
原来，韩正国在外访得一湖北籍陈姓女子，介绍给曾国藩当了小老婆。四月十四日，陈女被接进曾府，吃过午饭
（相亲），饭後便和曾大帅拜堂成亲。在此之前，曾家老五国葆曾为大哥介绍过两次对象：第一个“体貌厚重，特近痴
肥”，国藩不满意；第二个匆匆一见，“未有成议”，没了下文。韩正国这次作媒，恰合事不过三的规矩，双方一见钟
情，郎有情来妾有意，一顿饭的功夫，便结成一桩婚姻。
但是，彭玉麟不乐意了。其时，湘军正在筹划对南京的总攻，为振肃军纪，严禁将弁掳掠民女；身为统帅，曾国藩
自应以身作则，节骨眼上却讨个小，同志们怎么看得下去？清廷规定：地方官不得娶辖区民女为妾；曾国藩正总督两江，
陈氏虽是湖北籍，却在安徽生活多年，勉强也算两江部民。曾国藩娶了她，或多或少违犯了干部管理条例。此外，妇人
在营不吉利，也令讲迷信的旧式军人无法接受——胡林翼在湖北，就为了不惹这个闲话，自己老婆都不让来营。而最令
彭玉麟气愤的，尚不在此。他一直奉曾国藩为师，认他是道德楷模，当代圣人；孰料圣人竟也贪享声色，娶个小老婆，
那岂不是偶像崩溃，上帝死了？这可怎生得了！只是，尊卑有序，他也不便露骨干涉曾大帅的私生活，于是，彭玉麟提
着三尺剑，口里喊着小贼韩正国的名字，便直奔曾国藩而去。曾国藩何等样人，一见便知来意，乃佯问道：雪琴（彭玉
麟字），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彭玉麟刹住脚步，绷着脸，一口气讲出上述幾条道理，末了要老师务必给个说法。讲道理，
曾国藩自然讲不过，但是，曾氏此次讨妾却另有苦衷，并非贪图男女之欢。他将彭玉麟拉到一边，说：没办法，为师痒
得难受啊。
原来，自少年时代起，癣疾就一直陪伴着曾国藩。幕友薛福成亲见曾氏下围棋时，一边长考，一边遍身挠抓，洒得
整个棋盘都是皮屑。每当时势紧张、公务繁冗，癣疾发作还特别厉害。眼下总攻南京的大战即将展开，曾国藩之痒也就
日甚一日，难以忍受，再不找个夜里挠痒痒的人儿，革命工作就干不下去了。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谁都知道。故此，彭
玉麟闻言，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对着老师尴尬一笑，了结了这段风波。
当然，谁非得说除了挠痒，曾大帅和妾陈氏不定还干点什么，那就非我所知了。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自三十馀岁起，曾国藩“遍身癣毒”发作，痛痒难耐；此疾于少年时代即现端倪，这次全面爆发。此後，癣疾不时
发作，尤以事务繁忙时发作得最为厉害。小资作家张潮说：“痛可忍而痒不可忍”；曾国藩对这句话的体会必较常人深
刻得多。据通行说法，曾氏此疾当定案为牛皮藓；其实不然。
同治三年秋，刚刚收复南京，曾国藩即奉命北上剿捻。同时，他还要主持裁撤湘军的工作，时刻担心退伍兵勇因欠
饷而发动叛乱。更恼火的是，对于幼天王的下落，左宗棠与他各执一词，在私函公牍中连连发难，搞得他意绪大恶。身
心俱疲之际，癣疾应时大作，他给曾国荃写信通报病状：“湿毒更炽，遍身发烧”，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令读者瞠目
结舌：“余于（道光）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
一碗，亦无寸效”。如此说来，曾国藩竟得了梅毒？
钱锺书借方鸿渐之口，说鸦片和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其实，元代和尚继洪《岭南卫生方》中已有
“治梅毒疮方”，并谓梅毒原名“木棉疔”或“天皰疮”；钱先生于此不免小眚。回头再说曾氏的“杨梅疮”。“医者
皆言”云云，似未确诊为梅毒。他且不敢服用专治梅毒的“攻伐猛剂”，如牡蛎散、五宝丹之类——明末名医陈司成治
疗梅毒，将“矾石（即砷）、云母石、硝石”等烧制而成“生生乳”，即为避免“轻粉（砷）内服”而产生“水银中毒”
；曾氏所见与之略同——似更证明他的癣症并非梅毒。不过，“日服槐花一碗”，又透露出一点消息。据医学名著《景
岳全书》之《新方八证》介绍，槐花炒制成炭，可用来治杨梅疮；然则，国藩虽拒“猛剂”，而所服槐花，仍是用于治
疗梅毒。如此说来，曾国藩真得了梅毒！
李时珍斩钉截铁的说：梅毒“皆淫邪之人病之”。曾文正公是人间楷模，竟厕身“淫邪”之列，这可怎么办？思来
想去，我为曾公找了一条“厕遁”的解法：“先患疮之人，在于客厕之後，其毒气尚浮于厕之中，人不知，偶犯其毒气，
熏入孔中，渐至脏腑”（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其实，还有一种解法，更能令曾公脱离“淫邪”之嫌，不过我不
敢用，因为，那种解法将梅毒归咎为“父母胎中之毒”（窦书），我怕曾公怒其辱及父母自九泉之下来找我的麻烦。
下围棋穿什么鞋？
淝水之战，东晋大败前秦，捷报传来，统帅谢安正与客围棋，接过捷书草草看过，随手放在边上，了无喜色。客问
战况如何，谢安轻轻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便再无言，继续下棋。棋终客去，谢安入内室，跨门槛时“不觉屐
齿之折”。对谢安这种表现，房乔评曰：“其矫情镇物如此？！”谢是中兴名臣，房为唐代开国功臣，二人见识、心术
应较接近，故“矫情镇物”四字可视作吾国宰相级大佬们的共同追求；不过，“矫情镇物”被人看破，就是美中不足了。
自少年时代起，曾国藩便喜欢上了围棋。围棋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游戏，务必耗时耗神进行大量的技巧训练，一旦沉
迷于此，极易招致玩物丧志的批评。对律己甚严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往往来自自己，三十四岁的曾国藩便在端午节那天
发下重誓，戒掉围棋，否则“永绝书香”。但是，围棋的魅力太大，立誓不过一月，他便破了戒，气得自己在日记中破
口大骂：“全无心肝矣”。骂归骂，棋反正戒不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