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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
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
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
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
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
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五·一六兵团”加紧活动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
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
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
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有
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
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
舞。一些政府部门,相继被“五·一六兵团”及其他红卫兵组织冲击,夺权之风甚烈。
姚登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外交人员,原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工作。在大使馆里,他领导了一次极左派的夺权斗争,影响很大。他们抗议印尼政府对
中国侨民实行歧视政策,并公开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被印尼政府确认为“不
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在北京,则为姚登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文革小级成员江青、陈伯达、康
生以及周恩来,全都出席了招待会,甚至连一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毛泽东,也出面了。
在这次招待会上,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
重要头目之一。
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
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
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
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
外事活动。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地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文革中外交部的办公楼。平日里安静、肃穆,这些日
子却象炸开了锅,一拨接一拨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从东边楼梯冲上去,又奔向西边楼梯,
陈旧斑驳的窄条地板,被来回奔跑的人群踩得叽叽嘎嘎发颤。红卫兵挨着房间盘查,逢
人便大声吆喝:“快说,陈毅在哪里?”咄咄逼人的口吻,仿佛是在搜寻一名逃犯。
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等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先后来到红卫兵中间“做工作”。
但是,他们的劝说犹如火上加油。陈伯达用一口难懂的福建话说道:“陈毅确实说了反
动话。”谢富治则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戚本禹更干脆,他站在讲台上表态:
“揪陈是革命行动!”“外交战线的希望,看来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
并且煽动说,外交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
他们的劝说工作,等于是向红卫兵交底:你们揪斗陈毅,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
要说有障碍,那就是周恩来。
红卫兵的极左气焰被更进一步地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制造种种事端,肆无忌惮
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在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提出:“外交部可以夺
权!”
在王力“8·7讲话”的指使下,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
一个接见厅里,正在同周恩来进行对话。
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从半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心脏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
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
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造反派战友们继续纠缠周恩来。
周恩来有些动怒了:“冲外交部,不管怎么说,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
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大声叫嚷着,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语。
周恩来停顿片刻,等叫嚷声平息下来之后,继续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
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
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今天总理发生什么意外,
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着,搀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身后,造反派仍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回身来,睁着愤怒的眼睛,严正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
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击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
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汽车里,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
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五·一六兵团”的偏激行为使一贯温和克制的周恩来也无法忍受了。按照“五·
一六兵团”的设想,中国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废除货币,
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五·一六兵团”部分理论已开始付诸
实践。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曾效仿过这些理论。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仍在各种红卫兵组织中继续泛滥。有消息说,
某几位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宣称要“建立自己
的电台”。
在湖南,这种设想正在部分地实施。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
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
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种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更加惶惑了,外国人就更不用说。连一向同北京友好
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抱怨北京治安混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
其人身安全难于保障。西哈努克将个人意思暗示红了周恩来,周恩来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次契机。
他得牢牢地抓住这次契机。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
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
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
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
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
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
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