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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
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
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
这件事，给廖承志惹下了祸端。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突然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挂死了。
两天后，12月9日中南海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难，就轰走记者一事逼廖承志
作检讨。从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台，使“联动”成员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几分。他们预感到，廖承
志的倒台，意味着中央文革已开始向周恩来动手了。
※ ※ ※
果然，中央文革的反击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
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
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
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
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天的集会。在主席台的一侧，从不抽烟的周恩来拿起了一支香烟，
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
会后，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据点，严惩“首恶分子”，
囚车拉着警报，凄厉地驶过大街小巷。
老红卫兵开始失宠了。
※ ※ ※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
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
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
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
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
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
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
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
“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
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
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
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
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
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
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
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
引向彻底毁灭。
在秦晓鹰、马利所采写的报告文学《老红卫兵梦呓录》中，当年的“联动”成员、
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有这样的回忆：
※ ※ ※
“联动”大会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准备决一死战的宣言。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我
觉得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立即上台发言。
我对有些过激的口号表示不赞成，说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
失宠就牢骚满腹……”
我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着，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
台上扔，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滚下台去！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
“你是什么出身？”
“滚下去！滚下去！……”
有的红卫兵一边喊口号，一边从主席台两侧往上冲，想抢走麦克风，不让我继续往
下说。还有人叫着要把我从台上摔下去。我一点也不惊慌，这是革命中司空见惯的场面
了。
我们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抢先冲上台来，他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把我围
在中间，保护着我继续讲演。
我当时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没有任何准备。我们是接到“联动”大会的通知以
后来参加会议的，但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完全不知道。我想尽力阻止过激行为，以防止
老红卫兵全军覆没。也许我的发言太理性化了，成了浇向大会的一盆冷水。历史证明他
们是对的。他们以切身体验，以直觉感受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错误，这些人正是后来的
四人帮。但是，我却是最早地预感到了危险性，我是从这伙人的淫威中预感到的。我不
忍心看着同伴们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我声嘶力竭地继续往下讲着。当我讲到我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时，下面渐渐安静下来。
我弟弟是35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几个红卫兵看大字报时与“三司”的大学红卫兵发生口
角，被抓了起来。谢富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大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
接着我又谈到了我的父母亲，当时我父亲是一位局长，母亲是处长，他们都是1937
年就参加了抗日的老革命了。现在他们统统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兄弟几个，每天轮
流给他们做饭送饭。
这时，台下完全安静下来了。我知道，台下许多人正和我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也
正关在各种“牛棚”里，有的甚至更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绪慢慢勾通了，我
的话才慢慢进入他们的心灵。
当时，大会上所表现出的分岐，实际上代表红卫兵末期的两个流派，一种中鱼死网
破，决一死战；另一种是想力挽狂澜，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退一步，进两步，希望把
红卫兵运动延续下去。实际上，不论用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挽救老红卫兵衰落的命运。
中央文革的意图十分明确，老红卫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现在可以退场了。
※ ※ ※
12月26日的大会上，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高呼口号，
于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
捕人员。在公安部的墙壁上，他们刷上“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