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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元。毛泽
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
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
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有所
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
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
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朋友——
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
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
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
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
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
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
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
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
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
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
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
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
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
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
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
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
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
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京可能发
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
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
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的观察家注意到，
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
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兴。他要的就是
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
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到大学里去当一
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
“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
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将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
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泽东更多愤愤
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
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
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
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
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
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一个场合，
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
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
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
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
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
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
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
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
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
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 ※ ※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
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
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