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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
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
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
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
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
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
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
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
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
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
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
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
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
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
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
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
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
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
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
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
团……
※ ※ ※
1966年8月23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
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
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
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这天，红卫兵破四旧，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烧戏装烧道具，并且还揪出
几个“黑帮”要带走参加批斗。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
点了名，便主动地站了出来。没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
大声叫喊：“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红卫兵勒令“黑帮”们在熊熊燃烧的戏装道具周围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们身上、
头上砍杀。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
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
颊，流进了衣领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他的脸色煞白，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异样的光。
批斗完毕后，老舍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皮带、拳头、
皮靴和雨点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
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冷静的、捍卫人的尊严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
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
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
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
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
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
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
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
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 ※ ※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
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
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
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
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1958年12月，傅
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
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
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
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
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
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
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