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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到会昌，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到部队调查研究，参加粤赣省委会议；找苏区边沿地区的县区干部谈话。他指示在筠门岭打阵地战的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他说：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①当时因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在会昌等地出现群众倒向敌人的“反水”现象。对此，毛泽东指示说；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同时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争取“反水”群众加到我们这边来。
①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01页
②《彭德怀自述》第184页。
③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④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方强他们重新作了战斗部署，会后主动地有计划打了五六个小胜仗，并在一次夜袭中把敌一个加强营大部歼灭，使敌人较长时间龟缩在筠门岭，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始终没能占领会昌。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地方工作也改变了“左”的错误政策，作了深入宣传，“反水”的群众态度转变了，不再向敌人通风报信，而是转向红军报告敌情了。中央苏区的南部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和巩固。
一个月后，毛泽东进一步向前线深入，他来到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看望干部战士。5月间，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组成的中央团来到南线，他们严历指责筠门岭失守是退却逃跑，对红二十二师的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师政委方强被关进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其他师团干部也受到错误处理，部队情绪波动很大。这时，毛泽东对该师干部说：“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为革命不惜自己的生命，前面哪怕是刀山，哪怕是火海，也要闯过去。因为我们是红军战士的指挥员，战士们在看着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研究情况，从出现的问题中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深入细致地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从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这样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①
毛泽东在反“围剿”的紧张时刻，足迹踏遍会昌前线各地，对南线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听取了粤赣军区司令贝兼政委何长工的汇报，一同分析了敌人，认为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可以为我所用。他们详细分析了陈济棠的情况。陈济棠是粤军地方军阀，“围剿”军南路军总司令，他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偏安广东地盘，永据“南天王”宝座，并不想为蒋卖命。他深知蒋介石反复无常，居心叵测，他知道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石两鸟，借刀杀人”，他在派部队向药门岭进犯时，怕蒋抄他后路，颇有后顾之忧。他在攻占筠门岭后，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的架势，骗蒋晌械，暗地里却派人前来，找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企图借苏区作缓冲，避免蒋军直接进入他的防区。蒋虽已察觉，斥陈“借寇自重”，但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慧眼识微，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目前仍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做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谈到当前部队的行动时，毛泽东说：“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还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强调地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的本钱。”①
①方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南方战线》：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149—151页。
①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155页。
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开阔了何长工的眼界，为他以后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停战协定，打下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央红军顺利突围作了铺垫。
毛泽东身在会昌，心系全局。调查有得，及时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1934年6月22日，他在会昌发出《关于粤赣地区作战及七军团在瑞金待机问题给恩来电》。关于红军战术，他提议应选择“群众、地形及隐蔽条件均好”的，“加紧全力训练，加紧敌情侦察”、以待机行动；当向敌出击时，我们的战术“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敌”。当时中央军委拟将军团调住南线，加强与粤军作战，毛泽东认为陈济棠有与红军“明打暗和”之意，进攻不积极，不宜将红七军转入调往南线，提议红七军团仍“以瑞金待机为宜”，并可从南线调一部分主力红军下来配合地方部队，肃清苏区内部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铲共团”，以巩固苏区内部。②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改变了红七军团南调的部署，十余天后，红七军团踏上了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转战的征程。
毛泽东在会昌巡视、工作了两个多月，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使部队的作战和苏区的建设都发生了积极的巨大变化，与北线屡战屡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带领一些同志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极目四望，
浮想联翩，以如椽大笔写了《清平乐·会昌》的光辉词章：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南线形势的好转；并没有改变整个战局。1934年7月，毛泽东从会昌一回到瑞金就面临着战略突围的严峻形势，他那才得稍许舒展的盾头又紫皱起来。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29—130页。
②《历史的丰碑》第30页。
告别苏区
中央红军决定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项饭其重大的决策。毛泽东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却无缘参加这决策。是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无暇顾及自己情感上有无失落感，立刻转向为这个预料之中又不愿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那时，毛泽东最关心的莫过于战略转移的方向。但组织没有说，毛泽东虽然仍为关心也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资历去打听。聂荣臻回忆：一次他同林彪去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到这里来呀？”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问：“什么任务？”聂答：“要转移。”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谈到这里，毛泽东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林、聂也不便再谈转移的问题。关于这次看望，聂荣臻评论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