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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纪事》第137页。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①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主要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共成立初期，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纲领和中央全会的决定都依赖共产国际起草。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而遵义会议，则是在失掉和共产国际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虽然参加了遵义会议，但他在会议上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再也不能对我党发号施令。我们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毛泽东则是最早实践这个结合的伟大旗子。毛泽东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①又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①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实际上他被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①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的谈话。
①1963年9月3日同外宾的谈话。
春城无处不飞花
春城无处不飞花。遵义会议象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巨大鼓舞。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热烈的欢迎。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委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其他各种方法向部队指战员进行传达。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象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喜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肖华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这是当时部队热烈情绪的生动写照。
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找在一起开会，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都非常喜悦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他们沐浴着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珍重地保存着遵义会议文件，精神振奋地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全团，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信心倍增。
在南线乌江边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乌江边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党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时，会场上顿时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刘少奇继续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是‘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又说：“现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二、六军团的胜利相配合，眼前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中国革命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当时军情紧急，遵义会议精神还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1月29日，当红一军团第一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参谋找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卿、政治部主任谭政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一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他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看？”
“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