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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读三书已，颇感已得三书之大要，乃约略述之于上文，而其心得，则撮言于次：
一日专攻一经为学术传承之要诀。漆氏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为鹄的，寒窗十年，终成研究江氏之三种著作，并以此为基，繁衍枝蔓，行见枝叶茂盛，延而为江藩全面研究、汉学研究、清代学术史研究以及清代汉学家个案研究等等，不及十年必将有更大成果面世。
二日搜求资料必求其全。著者撰此三书，十分之八功力在于搜求资料，故能征文考献，证据充分，立论准确。其所征引几近千种，而于江氏友朋之作亦广搜博览，如《江藩集》之附录四即涉及53人，《江藩与研究》第三章更达88人，旁征博引，其庶几乎“竭泽而渔”？
三日著述必求体例完备。著者所撰三书，其著述体例，力求完备，序例附录、前言后记，各按需要而设置，而内容充实有裨读者之宗旨则一也。《江藩集》之《前言》，条其篇目，撮其指要，编为全书提要，得刘中垒之遗意。《笺释》之序出台湾学者陈鸿森之手，于有关江氏学术之问题，多细加考辨，示读者以读书之法门。而漆先生复于书尾缀《笺释缘起与后记》一文。记撰者治学之艰辛，情深意挚，令人感动。《笺释》则以《绪论》分章题记，引导读者即书究学。《笺释》与《研究》二书，以其涉及广泛，乃据书中人名、字号、书名、重要事件与语词而编综合索引，附于书后，极便检读，亦合当前著述之体。他如所附之图像、书影皆为难得之品，颇为全书增色。
四日研究何时代之学术，必先了解该时代之治学方法。汉学贯穿有清一代而成清学。清学基础在考证、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诸道。不谙此数道不足言清学，江藩所著如此，漆氏之研究亦复如此。读著者江氏三书，无处不可见清人之治学方法，从而悟及治何时代之学，必先明何时代之治学方法；否则缘木求鱼，难得窍要。我读著者江氏三书又得一明证。
我年高目眊，阅读速度迟缓，历经月余，始粗读三书一过。前得后失，疏漏殊多。谨就所见，略贡刍荛，是否有当，尚祈著者与读者教正！漆永祥先生方当盛年，精力充沛，学殖深厚，若能更登层楼，对已有成果以外之江氏著作，如《宋学渊源记》以及散佚著述等，更做全面搜求研究，则江学之“竭泽而渔”，当可指日。我虽年登耄耋，犹拭目以待，乐观其成！
他杀害了父亲
潘少平
“最终我杀害了父亲。”“我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政治上杀害了他。”——小说《好的斯大林》是这样开头的。
“我”就是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俄罗斯当今著名作家，曾以创办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出版惊世骇俗的小说《俄罗斯美女》和发表耸人听闻的论文《追悼苏联文学》而多次成为苏联／俄罗斯文坛的轰动性人物。“父亲”就是弗拉基米尔·叶罗菲耶夫，曾任斯大林的法语翻译、苏联驻瑞典大使柯伦泰（苏联著名女外交家）的助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秘书、苏联驻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等职，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扮演过重要角色，甚至被誉为“斯大林之鹰”。“我”作为“官方之子”、“政权子弟”，随父亲长期生活在巴黎，享受着苏联当局提供的种种特权：海边度假、别墅豪宅、进口货、打网球，还有机会周游世界，过着花花公子式的生活。可是，“我”却最终成了本阶级的叛逆，成了苏联苏维埃制度甚至国家的敌人，也就是说，成了父亲所服务所维护的一切的反对者。这是一部新版《父与子》，父亲与儿子，乃至父辈与子辈，两种人生观、世界观，乃至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构成了《好的斯大林》一书的主要内容。在一次访谈中，叶罗菲耶夫曾不无调侃地说：“我想在这部小说里集中描写我家庭很多年一直存在的父与子的矛盾，但是书名不能叫《父与子》，因为俄国经典作家屠格涅夫已经有过以《父与子》命名的长篇杰作了。”在为该书中文译本而写的《致中国读者》中，作者又这样归纳了其作品的主题：“《好的斯大林》——是父与子相知相爱的悲剧性故事，其结局是在思想上谋杀了父亲。这是世界文化的永恒主题，我在本书中以我的非同寻常的家庭为背景展开这一主题。”
这无疑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尽管作者欲盖弥彰地在扉页上标明：“本书中所有人物，包括真实存在的人和作者自己都纯属虚构。”尽管作者一本正经地在第三章中写道，“所有的作家都孤芳自赏”，“高尔基和纳博科夫——俄国文学的两极——却把自己的自传变成了如出一辙的狂妄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写什么“都是浪费时间”，乔伊斯“醉心于描写圣洁与淫欲”，布宁的回忆录是“有趣的尸恋”……“作家为什么要写自传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痼疾，这就好像在长椅子上刻下自己的姓名一样”，“我曾读过几十本自传，足够多的了，最终懂得我将永远不写自传”。但是，叶罗菲耶夫毕竟还是忍不住写作并发表了这部他自己不承认是自传的自传。这份自传是可读的，因为传主拥有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家庭，他以自己这一“非同寻常的家庭”为背景，组合起了诸多“畅销”元素，如苏联时期的外交内幕，斯大林、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勃列日涅夫等政治人物，苏联和欧洲当时的文学艺术名人，二十世纪中期苏联的地下文学活动，异国风光，奇闻偶遇，等等。无怪乎，这部作品起先于2004年在德国一家报纸上连载时，受到欢迎，被说成是继《俄罗斯美女》之后的“第二次荣誉”。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一部抖落家底的普通自传，同时也是一部创作性和艺术性很强的小说，这既体现在此书较强的后现代写作风格上（如叙述人称的随意转换、由史料和历史人物的对话造成的“片断性”、作者对每一个作品人物的调侃口吻、情节的跳跃等），也表现在作品的立意和结构上。小说题为《好的斯大林》，其实它并不像有些读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在“正面地”描写斯大林，写斯大林富有人性的一面，为斯大林“翻案”，小说中的“好的斯大林”，当然可能是指斯大林本人（第90页：“斯大林对于西方的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码事，而对于上百万的俄罗斯人来说是另一码事，他们不相信坏的斯大林，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会折磨人会给他人造成痛苦。人民心中珍藏着的好的斯大林，俄罗斯救星和伟大民族之父的形象。”），但首先指的是“父亲”（第102页：“我知道我父亲是好的斯大林。”），更是指那个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苏维埃时代，曾经对那个时代极端反感的作者已过中年，开始以一种更冷静、更成熟，甚至不无怀旧的心态，来打量自己、家庭和国家的过去，来回忆那与自己的青春一同逝去的时代。当然，这里也并不仅仅是怀旧和眷念，更多的是解剖和分析。作者写道：“分析父母可比作精神上的乱伦。”（第116页）对父亲和父辈的残酷解析是作品的一个内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关于儿子（“我”）和子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