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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卷颇为不便，需要读者一手展卷，一手卷卷，边读边展，边展边卷。这样，查到后面，前面已经卷起；而要想重找一遍，还得先卷回去。哪像抄本，可以得心应手地前后翻看。这种需要可能是基督徒尤其钟爱抄本的重要原因之一。足堪玩味的是，基督教的圣经坚持采用抄本形式，而犹太教一直只认可卷轴形式的圣经，这最初或许出自基督教刻意维持自身宗教认同的决心。到四世纪末，新宗教最终胜利，也为卷轴作为书的标准形式正式敲响丧钟，此时犹太教与基督教掉换位置，犹太人反倒需要通过卷轴来刻意维持独立的宗教认同了。
抄本替代卷，意味着要把古代文献典籍重新抄一遍。这对异教作品的传世影响最大，因为基督教的趣味决定了哪些异教作品值得抄，哪些不值得抄。荷马、维吉尔一直被奉为希腊拉丁文学的圭臬，为学校课本所必选，是任何基督教文本无法取代的，自然没问题。相形之下，公元前三世纪前半叶的海罗达斯则无此殊荣，长期以来，他的作品只能从历代作家的引文中窥得一斑，直到1891年，他较完整的七篇作品才首次出版，而这七篇作品全部来自埃及出土的一卷纸草。它们摹拟了市井闲谈，尽管惟妙惟肖，生动诙谐，但主角是鸨母、皮条客、逃学小孩、吃醋的妇人，且语涉猥亵，当然不入基督徒抄手的法眼（参见周作人译：《财神．希腊拟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1～124页）。于是重抄过程又成了审查过程，许多著作从此湮没无闻。载有海罗达斯这类作家的纸草一旦重见天日，这一“审查过程”立即得以浮出水面。今天，如果没有保存在纸草上的各种新文本，要想研究希腊古风时期的抒情诗、撰写希腊化时期的诗歌史、重构诺斯替教的性质，是不可思议的。
艺文经籍类（literary）纸草对改写古典学术史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它们在所有已知纸草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其余的都是文书类（documentary）纸草，诸如各种法令、文告、契约、书信、诉状、账单、收据等等。这类纸草往往断烂难读，但却为人们了解地方行政、社会结构、经济、税收、宗教、语言和私生活提供了丰富信息。《阅读纸草，书写古史》一书关注的正是这类文书类纸草。重在讨论以纸草文本作为历史证据的方法，以及研究古代史的学者怎样把人类学、统计学、比较史学和传统语文学的方法运用于纸草文本，借此形成问题，以探询古代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大多数已出版的纸草以希腊文写就，且来自埃及。后一点好理解，因为埃及气候干燥，最适合纸草傈存，事实上，传世的纸草绝大多数来自埃及。但埃及的纸草不全是希腊文写的，以科普特语和阿拉伯文写的纸草，数量虽然不及希腊文纸草，却也很可观。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纸草，尤其是阿拉伯文纸草，几乎无人研究整理。这其中固然有语言障碍的因素，但也多多少少反映了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早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埃及就是奇风异俗的代名词和巫术宗教的发源地，是迥异于“西方”的“东方”。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公元前332年）以后，希腊文成为埃及官方语言，这是征服者使用的“文明语言”。其他语言被认为只反映了落后费解的地方传统，整理这些语言的纸草，既难以得到学界重视，也不易激发“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源头的认同，遑论整理那些全部来自阿拉伯征服埃及（641年）之后的阿拉伯文纸草了——它们不仅与西方文明不相干，还是西方文明在埃及落败的遗迹。“西方”认识“东方”的根本目的，毕竟在于通过“东方”这面镜子更好地认识自身，发展自身的传统。
这种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在西方学界对待纸草证据的态度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十九世纪末以来，埃及的一系列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类纸草，使埃及拥有的史料为罗马帝国任何地方所不及，但它们并没有因为二十世纪日益关注社会经济生活而对整个古代史研究产生显著影响。绝大多数罗马史学者至今对它们视而不见，理由是埃及是与众不同的，属于例外——埃及当时是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未经皇帝许可，任何元老不得擅自去埃及。这样一个与世隔绝之地，风俗习惯又截然不同，怎么能拿来研究希腊罗马世界？芬利在其影响深远、国内学者也频频征引的《古代经济》（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1973）中就始终避免严肃认真地对待埃及的证据。应当看到，这种埃及例外论，本质上是想把埃及当作希腊罗马世界里的一件古董，它的确有趣，也确实值得细细赏玩乃至浮想联翩，但古董本身是没有丝毫生气的。按埃及例外论的看法，希腊文纸草的出土不过是埃及人被动接受文明的证据，可如果用它们来说明埃及以外地区的情况，那就等于承认埃及有典型性，是希腊罗马世界活生生的一部分，而这不仅与根深蒂固的古董想象水火不容，还会动摇“西方”的话语权力。所以，有必要漠视或拒绝来自埃及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反驳这种埃及例外论是作者在《阅读纸草，书写古史》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他多处令人信服地举例说明，埃及的情况能够反映出更大的希腊罗马世界。
近代罗马史研究的祭酒蒙森（Theodor Mommsen）曾说，十九世纪是金石学的世纪，而二十世纪将是纸草学的世纪。不错，纸草学取得的成就在二十世纪蔚为大观。但只要埃及仍然被当作希腊罗马世界的例外，只要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依旧占据主流，“纸草学的世纪”可能尚未真正到来。
Papyrus的中文译名天花乱坠，让人感到它又重要又不太重要，难道其中就没有透露出一点这种“古董心态”？
（《阅读纸草，书写古史》，罗杰·巴格诺尔著，宋立宏、郑阳译，上海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写作札记
王 静
《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由宁波出版社出版面世后，收到一些读者、学者的交流电函，尤其是《文汇读书周报》刊发书讯后，在沪的慈城人、学者朋友有的表示祝贺并提供素材，有的询问我的创作缘起，有的赞之尽了一份时代的责任。这里将此书的采写初衷，调查发现和研究思考，做一交待，以就教于方家。
一、写作的初衷
自元明以来，江苏、浙江等地尤其是浙东的宁绍平原，生活着一群被称作堕民的特殊“贱民”。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际等方面饱受歧视和欺凌，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不准读书考官，不许经商买卖，不许做工，不许种田，不准与平民婚配，甚至不许高声说话，街中走路。为了生存，他们从事的是抬轿、剃头、在红白喜事上服侍他人等职业。本来他们的来历因各种典籍记载不一而扑朔迷离，后由于他们因政治压迫、经济盘剥和社会歧视的三重欺凌而造成的内心自卑，以致六百年间，世俗观念将从事抬轿、剃头、在红白喜事上服侍他人等职业的人视为“堕民”。
数百年来，世俗偏见的摧残和内心自卑的煎熬使堕民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群。我体验到堕民的神秘还得追溯到童年时代。我五六岁时，随外婆去乡下喝喜酒。宴席上，新娘的身后跟着一个被称作送娘子的妇人，她是人们取笑的对象。送娘子一出现，男人们就很开心兴奋，几个胆大的男人拿起酒杯，吐着酒气，走近她，先劝酒，后灌酒。而灌酒也只是假动作，无非是趁酒杯靠近之机，用手背碰一下她的脸颊……霎时，满堂的狂笑，婆娘们也跟着开怀大笑。而送娘子不恼不怒，仍笑嘻嘻地替新娘张罗着……送娘子的形象、人们对她的取笑和戏弄都显得很蹊跷。我便问外婆：送娘子是什么人？外婆不但没回答我，还怪我人小闲话多（宁波方言，意为多嘴）。当时，我不知送娘子是堕民，只觉得奇怪与神秘，而且这奇怪与神秘像一颗种子埋进了我的心田。后来，我读到鲁迅有关堕民的文章，才知道送娘子是堕民，但那时并没有深入思考。1998年在采访慈城的碑坊文化时，我听说了阿嫂一词。慈城人称呼的“阿嫂”就是送娘子，也是鲁迅笔下的堕民。此刻童年的那颗神秘种子开始发芽，什么是堕民？我想了解。
我走进了江南第一古县城——慈城的天门下。天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