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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池坊”。他在此处日夜以花献佛，并制定了祭坛插花的规矩，经过历代门徒的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小野妹子也被奉为池坊之祖。
早期的佛前供花较为简单，主要是仿效中国插花的形式，用于寺庙、佛堂以及举行的佛坛祭礼中，而花材则以体现过去（结果）、现在（开花）、未来（蓓蕾）的莲花为主。到了平安中期，净土宗发展，作为突出其极乐净土手法的供花形式也在这一时期极其庄严化。在《源氏物语》“铃虫卷”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佛前悬挂的幢幡，形色非常优美，是特选中国织锦缝制的。寝台四角的帐幕都撩起，内供佛像。后方悬挂法华曼陀罗图（净土变相图）；佛前供设银花瓶，内插高大鲜艳的莲花。所焚的香是从中国舶来的‘百步香’。供净水的器皿很精小，上面放着青、白、紫色的人造小花……”可见此时将花插在花瓶中供奉于佛前的风俗已深入到贵族的个人生活之中。
在平安时期之后的镰仓时期（1185…1333年），重视唐物（中国文物）的风尚盛行，很多佛前供奉的唐物花瓶被收藏。佛前供花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少，鉴赏的意义逐渐增加。进入室町时代（1392…1573年），插花可以说完全由此前的宗教性转向鉴赏性。自十三世纪末开始，日本与元、明两朝贸易兴隆，新兴的武士阶级凭借其财力获得了大量的唐物。为了炫耀自身的威势与财富，他们频繁举行“花瓶合”（花瓶比赛）。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以足利第三代将军义满为中心，将这股风潮推向了极点。足利义满于永和四年（1378年）在京都的室町营造新的宅邸，收集了当时许多的奇花异草，如樱、藤、山茶，尤其是南宋时期经过品种改良后的牡丹、菊花等种植在庭院中，称为“花御所”。他尤其喜好唐物花瓶，在宫中频频举行“花瓶合”。正所谓上行下效，花瓶合也因此在民间流行开来，逐渐演变为“七夕花合”。
七夕本为中国风俗，在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平安时期发展为包括吟诗、和歌、管弦、连句、连歌、蹴鞠、饮酒等七种游戏在内的节庆日，足利义满借鉴这种形式，举行“花瓶合”，在斗花瓶的同时，人们咏连句、和歌，行茶礼，食点心等进行娱乐。而为了向牛郎、织女二星敬献供奉，人们开始在唐物花瓶中插上与之相匹配的花。据《看闻御记》中对应永二十三年（1416年）到嘉吉三年（1443年）举行的七夕花合记载：会所内立着屏风，挂着中国画，搁板上放着花瓶，人们以七种游戏取乐之后，举行酒宴狂欢。供奉给二星的瓶花经常超过百瓶之多，这种由唐物与插花装饰的房间被称为“花座敷（日式客厅）”，为了使瓶花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原封不动地对外开放，供人们观赏，非常受人欢迎。
随着这种七夕时唐物装饰之风的高涨，在宫中、寺院等举行的活动中，花的装饰性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此后，随着新的建筑样式的出现，产生了日本民族独有的插花形式：“立花”。
“书院造”与立花
从室町文化中期开始，将平安时期的贵族住宅与禅宗寺院的样式结合在一起的“书院造”建筑开始在日本流行起来。其基本特点是在一栋房子中的一间中，设有可供放置文房用具与写字用的固定写字台设施（书院）以及放置艺术品的博古架（违棚）与壁龛（床间），室内铺有席子，屋顶为木制天花板，用拉门（障子）和格子门间隔空间。这种新式建筑据说是起源于人宋习禅的日本僧人将中国禅寺的起居空间引人日本跪坐式的生活环境中。随着此类建筑的出现，客厅装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式，与此前七夕花会的唐物装饰形式全然不同。为了与新的客厅装饰相符合，插花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由此产生的新的插花模式就是“立花”。初期的立花力求“心”（主枝）与“下草（草本花卉）”的平衡与协调，没有设定役枝。插的顺序为先插“心”，然后从右至左添加“下草”，“心”为松枝，高度是瓶高的1．5倍，“下草”取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花材插作成直立的样式，意为竖立着的花。
这一时期有两部重要的插花专著问世：一为《仙传抄》，手抄本，原文完成的时间及作者不详，1445年自富阿弥开始秘传，1536年传至池坊专应，后遂风行于世。书中将立花的各枝分别用“天长地久、诸佛来临、诸佛列座、寿命长远、主君安全、富贵自在、众人爱敬”来表示；将花型比喻为“出山之释迦”或“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心”，体现出与佛同心的境界。另一本书是《池坊专应口传》，问世于1542年，此书首次建立了日本插花艺术的理论体系，书中写道：“赏花之人见草木而敞心扉，感受春秋之悲，不惟呈现一时之兴，于飞花落叶之风前，获悉醒悟之种。”“一流的插花，是善于表现野山水边花草的自然姿态……以小水尺树，呈江山万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本书里都能看到中国插花的影响。如《仙传抄》中有关“唐样花（中国插花）”的记录，其中所记载的“桥（阶梯）之花事”、“柱花瓶之事”、“横梁（梁柱）之花”等，与《清异录》中所记录的李后主在家中窗、柱、阶梯等地方，以壶、筒等插花装饰基本类似，这正是人宋求法的日本僧人将中国插花艺术传播回国的结果。
袁宏道《瓶史》与文人花
进入安土桃山（1573…1603年）、江户时期（1603…1868年），“立花”发展成为更具日本民族特色的“立华”。“立华”具有严谨的基本花型。以七、九枝为骨架，花脚聚集如圆柱，各枝条的位置和伸展方向都有一定的顺序，不可前后倒置，每一枝都有具体的含义、规定的花材与固有的位置，且每一种花型都有固定的花器。在立华定型化的过程中，由于江户时期的幕府封建统治体制的确立，立华被赋予了儒教之道的象征意义。延宝元年（1673年）刊行的《替花传秘书》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等儒教道德来说明立华之道；元禄元年（1688）发行的《立华时势桩》中则规定：“心如君，六枝如臣”。将构成立华的“心”与“役枝”的搭配比作君臣主从的关系，在立华的定型化中象征性地表现了封建身份关系的固定性。但由于立华的花型过于程式化，且制作工序过于繁杂，在经过元禄时期的隆盛期之后便逐渐走向衰落。到十八世纪后期，产生了新的插花形式“生花”。生花以尊重花草的自然面目为宗旨，具有自由、清新的风格，甫一问世即风靡全日本，随之取代立华，成为日本主流的插花形式，插花中心也逐渐从京都转移到了江户（即今天的东京）。
江户幕府以儒教为文治之本的政策，导致一大批日本人仰慕中国文人流连“琴棋书画”、“文房清玩”的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文人花在日本逐渐兴起，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明朝著名文人袁宏道（袁中郎）的《瓶史》。
据考证，《瓶史》传入日本，缘于明朝灭亡以后归化日本的明朝遗民陈元黄与高僧元政上人的交往。两人在万治二年（1659年）结识，元政上人从元贇处阅读了《袁中郎全集》，对书中关于佛法的高明见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而成为日本服膺袁中郎诗文的第一人。后来元政上人在元禄九年（1695年）出版了《袁中郎全集》的刻本，其中就包括了《瓶史》。袁宏道的诗文在日本受到了江户文人们的广泛推崇，史称时人“皆慕中郎风”。在此背景之下，一些爱好插花的文人，有感于《瓶史》对花的感怀，对其进行效仿、揣摩与研究。其代表人物为钓雪野叟、望月义想、田能村竹田。
钓雪野叟（生年不详）擅长茶道、香道、花道，精通汉文，在接触到《瓶史》之后，受其影响于1750年发表《本朝瓶史抛入岸之波》，借中国插花之理念，诠释抛入花（抛进或掷入的插花法）的理论。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仿照《瓶史》，分大意、宜称、屏俗、择花、折枝、品具、洒露、插贮、杂事，论述抛入花之理论，下卷为33幅插花图。在讲述插2～3种花材的心得时，该书遵照明代花材搭配之原则，称“花有主、令、辅佐之分”，将花材搭配原则定为带花的植物称为主与令，没有花的植物称为辅佐，为生花的定型起到了先驱作用。
望月义想（1722—1804年）号梨云斋，为江户中后期花道家，在阅读袁宏道《瓶史》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