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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页 注＇4＇应补注“推袁”，此用《后汉书·袁绍传》：“初平元年，绍遂以勃海起兵”，袁术、韩馥等刺史、太守“同时俱起，众各数万，以讨（董）卓为名……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王氏此句以袁绍比袁世凯。
第160页 “礼自百僚绝”，注＇7＇误，乃指袁世凯高居相位，礼绝百僚。《金史·文艺上·胡砺传》：“皇统初，为河北西路转运都勾判官。砺性刚直无所屈。行台平章政事高祯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砺欲就坐，祯责之。砺曰：‘公在政府，则礼绝百僚；今日之会，自有宾主礼”’。
第162页 注＇13＇“忍死”未注出处。此用《宋史·后妃列传·杨淑妃传》：“生建国公昰。宋亡，昰走温州，又走福州，众推为主，册妃为太后；封弟昺卫王。昺，修容俞氏所生也……昰卒，昺代立。（至元）十六年春二月，昺投海死。妃闻之，大恸，曰：‘我艰关忍死者，正为赵氏祭祀尚有可望尔。今天命至此，夫复何言！’遂赴海死。”
第163页 注＇2＇“陪臣”应指袁世凯本为清臣，袁为总统后，梁士诒又任袁政府之外交总长，故于隆裕太后为陪臣。
第236页 注＇2＇“道宏”应为《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以赞刘承干之藏书、刻书能宏扬国学。
第238页 注＇3＇“终休”不能释为“终于得到安息”即死亡，而是指梁鼎芬劾奕勖及袁世凯而被撤职。
第240页 “饰始终”即饰终，朝廷予已死之臣以“褒显名节”之礼。下两句“赠官如故事，诔德冠群公”即饰终之具体内容。
第244页 注＇8＇“任土”应注。《周礼·地官·载师》：“载师掌任土之法”，郑玄注：“任其力势所能生育，且以制贡赋也。”故龚自珍《己亥杂诗》之220：“皇初任土乃作贡。”王诗“所以禹任土，”不能解为“大禹管治的地域”，而是大禹根据九州的环境特征确定贡赋的品类和等级。所以《史记·夏本纪》说：“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又《河渠书》引《夏书》曰：“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书·地理志》说：“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盐铁论》文学言：“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贡献。”
第269页 注＇1＇“弥天”应注出《晋书·习凿齿传》“弥天释道安”语，以见王诗用语皆有所本。
第281页 注＇1＇“贞馀起元”引李贽《四书评·论语·子罕》语，尚非其朔，应引四库全书本《文公易说》卷十五《文言传》。第313页：“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便是明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它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同书卷七第158页：“元了又贞，贞了又元，万古只如此循环无穷。”李贽“贞下起元，如环无端”即出自朱熹之说。
第282页 《碧桃》注＇2＇“倚天”应引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种”为解。
第296页 “大孝在永慕”注引李德林“徒有终生之慕”，非，应引《孟子·万章上》：“大孝终身慕父母。”王诗“永”即“终身”，如此即紧扣矣。凡引书必从其朔，除非后出者更切合诗意。
第302页 注＇3＇“事去”，解为“事情已过去了”，非，应为“大事去了”，即清王朝的崩溃无法逆转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聊供参考。
最后，希望永正先生尽可能把这部书整理得更完善，让它永远嘉惠学林。
（《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陈永正校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28．00元）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历史学
赵世瑜
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出版后，陆续又写成一些文章，在这里结集呈现给读者。在我自己看来，我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已经有些不同于前书，所以才有结集成书的理由。在出版过程中，我又陆续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文章，于是便可以在书出版后拿出来亮相，作为下一步工作的起点。
这些年来，我们一群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在方法上除了传统的文献钩稽外，注意了田野调查。在10年前社会史的年会上被称为“田野派”的，如今似乎已经不再被目为异端，而且好像得到更多学术界同行、特别是青年朋友的注意。但是，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误会，比如一些朋友把我们所做的工作概括为“进村找庙”，关于这一点，本书有一些部分对此做了说明。
也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主要是研究乡村，这当然也不错，因为对历史上的乡村，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尽管乡村人口在那时所占比例更大，乡村经济对国家更加重要。所以，过去我们有许多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但由于不了解乡村，所以对农民战争的理解就存在偏差。我们过去依赖的史料，也往往是由那些不太了解乡村、不太熟悉农民的人生产出来的，所以讲到一些重要的制度，往往只是概念上的，我们距离那个时代久了，就很难明白。比如里甲制度、赋役制度等等，通过乡村中找的碑刻、契约、族谱等等，就可能帮助我们理解。
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们只研究乡村。本书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的，因为即使对北京这样的都城，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比如很多年前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和中国学者李世瑜研究过的保明寺和沟连宫廷与民间的西大乘教故事，就属于我们不熟悉的那部分生活。有篇博士论文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部、户部和内务府材料，讲述清东陵的故事，想想我们今天政府招标修个大工程，比如高速公路什么的，就可以想象，在两百多年的“陵工”里，会有多少精彩的故事，更不用说皇帝的多少次谒陵路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了。还有篇博士论文专论清代北京的内城，我所希望藉此了解的是，旗人如何成为了“北京人”或者城市人？有了旗人的北京亦如何由此成为了一个不同的北京？这样的问题意识显然已不是传统的北京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要想回答好也不那么容易。回答得好，也许就可以与罗友枝（E．Rawski）、柯娇燕（P．K．Crossley）他们对话了。
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所谓“剩余的历史”，也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化”。国外一些学者批评社会史研究的上述趋势，国内一些学者也颇有类似指责。的确，有相当一些“社会史”的研究者关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看来过于琐碎，但这并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这些研究主题本身的过错，而在与他们是否希望透过这些“细枝末节”去理解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还是只停留在津津乐道于描述它们。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所谓“剩余”还是“主体”究竟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假如历史学家们认为，只有帝王将相、改朝换代才是历史的全部或者大部，而其他都是“剩余”呢？至于研究推向具体，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碎化”。首先，进行概括的基础，必然是大量个案研究，也许“碎化”是达到整合的必然阶段；其次，习惯于进行大而空洞、千篇一律的研究者，已经无力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于是“碎化”之讥可能变成一种逃避努力的托词。
想想今天的事情，我们就会很容易地认识到，对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去表达。如果是这样，那就一定是某种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力量，想方设法遮蔽了其他不同的声音，只留下有利于己的那一种。历史资料也是一样，我们的史学界长期使用一种材料，却毫不担心会被它们误导。我们走进田野，就是要去发现不同的声音，也即柯文所谓的“历史三调”，但可能远远不止“三调”。因此，以为我们只是去发现前人没有利用过的新材料，固然不错，但却过于狭隘。单纯使用碑刻或族谱资料，就和单纯使用档案或者正史资料一样，有其片面性，都可能被资料的创造者牵着鼻子走。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民间文献去理解正史或档案，是寻找不同材料或不同声音之间的差异，甚至，以某种材料去证明另种材料的真伪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一个历史的情境中去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乡村中经常注意到、也比较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