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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轻飘飘的一句“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就能掩盖这个“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吗？
第五集《乾坤一变》
1927——1937年，国家建设的黄金十年。
“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了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门有关于这一时期成就的一章：国民党政权的成就。现将若干段落抄录如下：
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
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
田弘茂在《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的第168页写到： 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拢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这种拖不下去的感受，是来源于日寇的步步蚕食呢？还是来源于民众的抗日情绪？
“再看中共，。。。。但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
东北军并没有磨光了作战意志，而是只想战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与红军死拼，当然不愿死在他们认为不值得拼命的地方而已。东北军瓦解以后，有相当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以下部队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以上这四支部队都是东北军的底子，他们在敌后与日军整整拼杀了八年，终于打到了回家的日子。东北军的作战意志磨光了吗？
“单看1935年11月紫罗镇（应为直罗镇）之役，（东北军57军两个师与红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景，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顺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败。
从画面上看，明明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篡改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须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打击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和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中共统战的尖兵。”
说得真好哇！！！东北军人心中最挂念的是自己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这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统战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愿，就是被共党所“统战”。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愿，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即为反共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军官们，服从命令的准则与复国仇家恨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中共、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党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口的方针．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5年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后，便积极着手与中共取得联系。就在这时，他的亲信、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中共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对王明说：蒋先生看到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文章后，于是决定同中共谈判。接着，邓文仪按照蒋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三项条件：（略）
1936年1月，国民党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张学良电询南京，核实他的使命后，派骑兵护送到中共所在地瓦窑堡。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至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谈判条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