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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几乎全文抄录了胡适的这篇文章，有的是转述，有的是摘录，目的是让读者看清胡适这篇文章的全貌。清楚，或者“通”，是不用说了。还有三个特点也应当注意到，一是说理的严密，二是分寸的恰切，三是语气的肯定。
说理的严密，表现在论证的步骤上。提出过去的看法，眼下又有了新的情况，让你更深一层地看待这个问题。由此引出三条教训。这三条教训总括地说，空谈主义是有害的，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于是得出了他的结论，那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何会有这样的弊端发生，关键在于中国的舆论家们不愿意下工夫，做研究，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不能光指责，还要教给研究问题的方法。怕读者会有误解，又特意强调了学说与主义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步一步地推论下来，最后的结论让你不能不服气。
分寸的恰切，表现在态度的诚恳上，不讽刺，不挖苦，平等讨论，不伤和气。是论争的对手，却不是情感的仇敌。即以对安福部的态度为例，这些人，有亲日的背景，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就是反日的，按说大加嘲讽，甚至谩骂，都不能说有什么不对。胡适不是这样，文章中也说了“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而他不嘲笑，只是由此引起感想：“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就是对那些高谈主义的人，也没有任何的不敬之辞，只是有理有据地论证，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导。既无冷眼旁观的嘲讽，也无高高在上的倨傲。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不是胡适了。更为难得的，是他对自己提出的论题的自信，是他谈论这一论题时语气的肯定。这是胡适文章的一个极为鲜明的特色，为常人所不及。他的文章是白话文，文章的语气跟他说话的语气是一致的。看看他说话的语气，也可以印证他的文章的这一特色。梁实秋的口才好，也擅长演讲，他对胡适说话的语气，很是欣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胡适常写的一副对联时，顺便说到了胡适说话的语气。原文是这样的：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的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梁实秋怀人丛录》第194页）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收在《胡适文存》第一集里，是《问题与主义》题名下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是蓝志先的《问题与主义》。此文原载《国民公报》，是跟胡适讨论的，原文约七千字，胡适把它删到五千多字，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上发表了。编《胡适文存》时，又收了进来。第三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是李给胡的一封信，或者说是以信的方式写的一篇文章，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编《胡适文存》时也收了进来。第四篇是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第五篇是胡适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前一篇是反驳蓝志先和李大钊的，后一篇是谈输入学理的方法的。为什么在自己的文集里收入他人文章，不是作为附录而跟自己的文章排在一起呢，这是因为这场讨论是朋友间进行的，他们的文章当初发表时，就是这么初论、再论、三论、四论排下来，若不将蓝志先和李大钊的文章一并排在正文里，胡适的三论和四论就莫名其妙了。
说理的严密，分寸的恰切，语气的肯定，这三个特点，在驳论文章中有着最为显著的体现。说到这里，顺便看看当年胡适和李大钊是怎样辩论的。李大钊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胡适后来和国民党站在一起，后人就以为他们之间的争论多么的对立，多么的尖锐，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一来当时共产党还没成立，李大钊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也只是从学理上研究，还未到实施的阶段，二来李大钊一直是敬重胡适的，他只是在学理的层面上和胡适商榷，并非是怎样的疾言厉色。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县老家写的，一开始就说，他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的那篇论文，发生了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李大钊和胡适商榷的问题共四个，在第一个问题中李大钊说：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62页）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引用了上面这段话，接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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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文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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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更偏重平等；在英国更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民治主义的自然适应环境，这都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试看法国革命的第一二次宪法，和英国边沁等人的驳议，便可见两国本来主张不同）。这一个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能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然，我们只记得几句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的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页）
即使我们的感情更多地倾向于李大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的反驳，无论是论证的充分，说理的严密，态度的诚恳，与语气的肯定上，更胜一筹。
说理的文章是这样，纪事的文章也是这样。《四十自述》是胡适的自传作品，也可说是个长篇散文作品，最能看出其叙事的本领，因为是一九三三年写的，这里就不再评述了。还是从《胡适文存》第一集中选一篇吧。我选了这篇《归国杂感》，不光因为它是一篇纪实的作品，还因为它是胡适早年写的，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一月，距他回国不过六个月。
一开头说，他在美国要动身回国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劝他，你离开中国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他当时是笑着对他们说，列位不必担心，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留学生回国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此刻说不定他正回头等着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回国之后的情形，恰恰是这样。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他是在上海上岸的，初到上海便遇见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是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老脚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的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