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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开张的鞭炮一响，财源就会滚滚来，门板都挡不住而变成长沙市的邪大款”，令妻室儿女过上幸福生活且令朋友们刮目相看什么的。结果……也许一开始他们在议定事项的时候就太显小家子气了，在讨论月薪为多少时三个人竟一致通过都拿四百元一月，年底再进行分红。四百元一月在一九九一年虽比普通工薪阶级略高一点，但早已不是令人羡慕的数字了，这似乎一开始就给他们三人企图拓展的事业定了个灰色的基调，果然生意就不景气得很有点惨淡经营的味道。去年年底分红，一人只拿了一千七百元回家，还包括四百元工资在内，这叫在中外合资公司里拿高工资的冯焱焱很有些不屑一顾。冯焱焱的月薪刚好是汪宇的三倍，用数学老师的话说则是三四一千二，这确实令长沙市绝大部分厂矿的工人阶级硬骨头和中小学的人民教师仰慕并且情不自禁地咂舌。偏偏年底还拿什么双薪，四六二千四，又得了个五千元的所谓“红包”，她当然就可以正眼也不着地冲汪宇大器道：“你那点钱做好事，留着你过年用，我不要你上缴。”这很有点挫伤汪宇身为一个大男人的自尊心，使他感到妻子离他进一步地远了。“你们几个没点思想的男人晓得赚什么钱罗？”妻子曾经就这么断言说，“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保证搞不了两年就要关门散伙。”虽然冯焱焱采用的是激将法，语气中有一半是刺激他们去发狠赚钱以证明自己有本事，但另一半却明显是不把他们谈论的理想和野心当回事。难道真的就让她冯焱焱这么轻易地就言中了？！
不能，断断不能，所谓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老华，店门不要关，”汪宇说，“我们大家想办法，多搞些业务，不怕。”
“有业务当然这几百块钱就无所谓，”老华说，瞧着汪宇，“现在就看你到岳阳去联系的结果。”
两个人扯了几句，汪宇便做出马上要去岳阳的情形走了出来。…
2
他当然没去岳阳，一中巴乘到了汽车东站，爬上了一辆去福兴乡的长途客车。当汽车启动，驶过几条街，把喧闹的长沙市抛在背后且加速朝福兴乡急驶而去时，一度看熟了的山水、田野和树木便海浪般涌过来，一下子就淹没了汪宇，于是思想就鳄鱼一般在往事的海洋深处啃噬着他的心。“方琳方琳方琳，”他心里这么情深意切地呼唤道，“我来了，来了。”
我们知青点建在距长沙市八十公里远的福兴公社光明大队（那年月不讲乡和村）的一座遍地皆是茶树的山坡中间，始建于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冬。一九六九年春，高中毕业且在城市里逗留了大半年的七个男女青年（均是H局的子弟），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告别了父母兄妹及自己十分依恋的城市生活，充满殉道精神地来到福兴公社光明大队，一来就摆开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架式，开山造田办林场，并建了这幢七间住房一间能集体用餐的食堂及一间安放农具的学习室。学习室的门楣上用红油漆写了三个隶书美术字，“学习室”。一九七四年我下乡时，塞满各式各式各样的农具早已不成为学习室的那间房子的门楣上仍留有“学习室”三个字，不过当然不象当年那般红艳艳，相反，有几处笔划的油漆业已剥落。我是通过对字型的理解一眼就判断出“学习室”三个字的。当年坐在这间学习室里悉心阅读毛主席著作并先后举手发言大谈心得体会七个男女知青里，我下乡的那年就剩了一个。姓郑，我们都尊称他（也有点戏谑之意）“老满哥”。老满哥怀着阴暗的心理回忆着告诉我们说：最先几个月，一到星期二、五晚上，七个人就聚集在这间学习室里学习毛主席著作，还传阅各自写的学习心得，但六月伏天一到，花脚蚊子就弄得大家心慌意乱了。晚上，都坐在蚊帐里才能与蚊子断交，学习当然就被弃置脑后了。老满哥——这位大队林场及知青点的缔造者，之所以没被推荐上大学、当兵或招工，纯粹是他的家庭背景太黑暗了，爷爷是资本家，伯伯是国民党将军如今仍在台湾“国防部”高就，最主要的是他父亲被冠上伪职人员兼军统特务的大帽子后，居然敢“畏罪自杀”，从H局的办公大楼的四楼窗口里飞下来，当然就粉身碎骨了，以致H局里的大人小孩一到晚上就害怕从那里经过。老满哥表面上玩世不恭，时常捡些灰色的玩笑开，大家都认为老满哥是最正确面对现实且活得很理性的人，都没料到他事先不做任何广告地突然就走了他父亲那条通幽的曲径，这是不是过于子承父业了？太有点令人想不通了！这是后话。
知青点所在的林场，从前是一片树木被农民砍光了的荒山坡。
我下乡的那年，荒山坡（两百多亩）已有四分之三的面积成了一块块梯田，梯田上种着一棵棵茶树，有的尺许高，有的却齐腰高了，还有几块梯田上却种着红薯和玉米，很少的几块，被冠上“试验田”的美名，其实不过是种些喂猪的饲料。红薯藤及红薯，基本上是用来喂大队猪场里的猪，吃红薯一是胀肚子，二是时不时要打屁，打出的屁又很臭，当然知青们就都不愿意吃，知青没有水田，口粮分在各个生产队。一到春插、“双抢”、秋收，知青们就下到各自的生产队去农忙，待农忙结束又回到林场里继续开山造田。我下乡的第二个星期便赶上了秋收，那天下午，大队王书记，一个脸上长着两只金鱼眼睛的中年农民光临了知青点，王书记自然是穿四个兜的干部服。头发往后梳着，使我一惊的是脚上竟穿双黑亮亮的皮鞋。开会开会，他叫嚷着说，手上夹根纸烟，站在知青点前那棵高耸入云的千年樟树下。于是就有想在王书记面前讨好卖乖的知青跟着嚷叫：开会开会咧。
知青们正在午睡，听见喊开会便从各自的房间里涌了出来，一并走到了樟树下或坐在地上或站着，有的却是坐在自己搬来的凳子上。不知是什么反自然现象，一到夏天里，这棵遮天蔽日的大樟树下却格外阴凉，仿佛温度要比左近周围的阳光地带低个好几度，无论你怎么大汗淋漓热得要命，只要在这棵大樟树下坐上几分钟就汗收得一点不剩且让你心情平静甚至蔚蓝什么的。我是第二年夏天才领略到这种好处，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就这么回事。
都来了没有？王书记扫了眼全体知青。
都来了。一个老知青说。
我到县里学习了十天，新知青来了我欢迎。王书记鼓着两只金鱼眼睛拉腔拉调说，望了眼他感到陌生的我、方琳（他多看了方琳两眼）和另一个新知青。但是，我们贫下中农最看不得城里来的水佬倌（土话，即二流子），到我们大队来，就要虚心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劳动，改造思想。不然的话，贫下中农就跟你来三担牛屎六箢箕，硬的！我丑话先说了，要用心记住哦。接着他又说，明天每个人都下到各自的生产队去秋收，新知青，他从四个兜的蓝干部服口袋内掏出了一张写有我、方琳及另一知青名字的烟盒纸。何平是哪个哦？
我。我弓起腰说。
王书记瞥了我一眼，你明天就跟汪宇去返江生产队劳动……次日一早，吃过早饭，我便跟汪宇，冯焱焱和另一名女知青去返江生产队忙秋收。返江生产队离知青点一里多路远，拐过两个山拗便到了。在大队知青林场负责指导知青开山造田、种茶树、红薯、玉米及黄豆、蚕豆和花生的歪脑壳文叔便是返江生产队的贫苦农民。
文叔。汪宇迈进文叔家那几间破烂不堪的上砖茅屋里时，文叔一家人正从田里走回来吃早饭。才吃饭唉？汪宇又笑着说。
冯焱焱则对我说，他们已经出了早工了。
坐罗坐罗。文叔看着我，你是第一次来。
我笑笑，以后会来得多。我说。
文叔吃过饭，抽了一支用旧报纸卷的喇叭筒（旱烟），接着就领着我们下田了。杀过禾吗？文叔歪着头看着我，脸上有点既嘲弄又高兴的样子。城里只有柏油马路罢？
我当然是顺水推舟说没杀过禾。
学学就会了，很简单。文叔笑笑。
其实我杀过禾也干过“双抢”什么的，读初中读高中，学校里是要学生学农的，当然是农忙季节去学。那个年代，学生不但要学农而且要学工呢！一年总少不了一次，短则一周，长则十天半月，我自然就杀过禾，而且也知道怎么去杀。我和冯焱焱、汪宇及另一知青一字排在一块稻子已经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