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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因为我们都是事业型的人，工作又忙，所以我们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两个人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分别早出晚归，但我们的感情很好，很恩爱，简直是羡煞旁人，所以我对他一直很信任。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加夜班，白天休息晚上上班。我晚上9点值班，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下班，回家时，通常都要9点半了，而他早上8点半就去上班，晚上经常要应酬到十一二点才回来，所以我们有时天天见不到面。
有一个晚上，我才值班到了12点左右，就感觉身体很疲劳，那几天又正好来例假，很想睡，便跟值班领导请假，提前回家休息。我到了楼下，看到窗户是暗的，猜想他肯定休息了，怕影响他休息，便轻悄悄地开门进去。我在客厅脱了鞋和衣服，悄悄打开卧室门，摸黑想钻进被窝睡觉。等我要躺下去那一刹那，却发现有个人睡在我的位置上。可能是我不自觉地发出了点声音，他们两人也同时醒了过来。
我打开了床头灯，吓我一跳，睡我位置的是隔壁一个女人。她是个寡妇，原来她老公跟我前夫是同单位的，五年前因为得了癌症死了，留下个女儿。有时她女儿感冒发烧时，她会找我要点药，或请我给她女儿打针，我们虽然关系不算密切，但也算比较熟悉。寡妇会出轨我不会感到奇怪，让我不敢相信的是，一个我最信任的人，一个我一直认为不可能对我不忠的人，一个跟我很恩爱的人，竟然会和我隔壁的寡妇睡在我的床上。
说实在的，如果他当时是因为寂寞，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无法解决生理问题，哪怕找个妓女，可能我都会原谅他，我不能原谅的绝对不是性的问题，而是感觉太可怕太不可思议，能让隔壁寡妇睡在我的床上，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以后怎么去相信一个人呢？他可是我最信任的人啊。
我这人的性格很执著，要么不做，只要我想做的事情，就会拼命去做。我开始闹离婚。但他和单位领导都不同意。
第三章 深圳单身女性调查暗中等候，我等成半老徐娘 （2）
我差一点离不了婚。20年前，离婚不像现在这么自由，除了社会上的观念比较落后外，亲戚朋友善意的规劝，双方领导的介入，党委领导还来做思想工作，折磨得我几乎想放弃离婚。因为考虑到他的仕途，我没有把他的过错公开，很多人不但不理解我，还在背后骂我是“骚货”，说我肯定是勾上了哪个男人，否则这么好的老公怎么还会抛弃。
第二年年底，眼看着单位领导还不批准我离婚，我只好向法院申请离婚。这一拖，从起诉、开庭、庭外调解到二审，前后又过了8个月，到我几乎想自杀的时候，才终于拿到法院一纸判决书。
这时候虽然离婚了，一方面精神上感到解放了，但一方面又已经疲惫不堪。
1989年，我主动要求调到郊区一个医院工作。
换了新单位后，本想安静下来，过平淡的生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下子有人传来他升官的消息，一下子又有人来做媒，一下子又有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注意生活问题，再加上母亲老是要我再嫁人，真的是没办法呆下去了。当年年底，我就去了广州。那时还不能办停薪留职，只好先斩后奏，到了广州才向单位请假。
那时候的人，对工作基本上是“从一而终”的，除了组织调动，一般你在哪个系统，就一直呆到老，呆到死。单位是人们思想上的永远归宿，敢抛掉铁饭碗的人很少，而且常常不被人理解。
我刚开始在广州并不顺利。本来我想找本职工作，但找了几个月，都没有碰到医院招医生。后来到了远郊一家外资食品厂的医务室做厂医。医务室原来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医生辞职后，厂里才招我过来的，所以，我一进厂，就成了医务室主任。
虽然是主任，却没有任何地位。外资厂的级别不同，在经济地位上相差是很大的，比如，外籍总经理的月薪是4万，而副总是大陆人，月薪才6000多。医务室主任的级别还不算部门经理级，只相当于组长级，我的月薪才1200元。但当时这个工资跟内地比，算很高了。
其实，如果不是后来发生那件事，我觉得在远郊“隐居”下来，也不是坏事，所以我工作得很认真。
有一次，卫生部门突击检查卫生，本来厂区的环境卫生是不属于我管的，厂里有后勤部，也有行政部，但因为平时没出什么事，一直没有把责任细化。那天，领导让我带卫生部门的人员检查厂区卫生，主要是检查屠宰线、分割车间和冷库的卫生情况，但那天卫生人员却鬼使神差地去看厂里的排水阳沟。他们发现排水沟里有人倒了饭菜，还有很多大如猫的硕鼠，便找厂领导谈话。厂领导那天不知是吃错药还是被打错针，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众把我臭骂一顿。当时，我真希望地下有个裂缝，我马上钻进去，化成一缕青云。
在长沙那家医院工作时，不管人们背后怎么样搞小动作，在表面上都是平等的，哪怕跟院长之间，也没感觉他是特等公民，工资也相差不多。但在这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简直不被当人看。
我辞职的时候，总经理很虚伪，说“随时欢迎你回来”。离开工厂，我第一次感觉很窝囊，一个名牌大学生，一个医院的出色医生，就这么跟民工一样，背着行囊不知何处是归途。
其实，我有时反而很羡慕民工。民工的压力是最小的，他们随时可以回家，他们有一亩三分地，他们一般不会去考虑什么地位、名利、户口和恶劣的竞争，只要有一碗饭吃，有一份工资拿，他们就可以呆下来辛苦却简单地干活。而像我这样的人，回去又让人笑话，又没面子，太差的工作又不可能去做，总不能让我去流水线做个工人吧？就这样，我竟然在广州连续4个多月找不到工作。
在广州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人世沧桑”，什么叫“世态炎凉”，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身不由己”。
后来，我突然打听到一个女同学嫁到了深圳，通过跟她老家的人联系后，我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便去投奔她。
毕竟是大学朋友，她很理解我的处境，让我住在她家。她老公当时是深圳某大型国有企业的办公室主任，小两口过得很滋润。
在同学家呆了一个多月，才找到了工作，到了一家香港慈善机构驻深圳办事处工作。那时，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同学也烦了，我也只能走人了，深圳毕竟是个很现实的城市，我能理解。
我在这个办事处呆了三年，最后一年我被任命为办事处负责人。关于办事处的工作，我不想多说了。但有一点，必须让人们知道，那就是，有时慈善机构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慈善，他们的所谓捐款，也不完全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捐款。
在这三年里，我几乎成了尼姑，没有接触过一个特殊的男人。不是我心态有问题，我深深地知道，在深圳这个地方，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谁也不会看你过去有多辉煌，更何况，我以前除了前夫是当官的，也没有什么辉煌可言。而前夫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沾不了他的光，所以，我必须咬紧牙关，沉默，沉默，再沉默，等有出头之日，才能活得像个人样，才能找一个像样的老公。
第三章 深圳单身女性调查暗中等候，我等成半老徐娘 （3）
1994年，我终于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专门做不锈钢工程。这时我已经35岁了。记得当时深圳人的平均年龄是27岁，我突然感觉自己是个“大妈”级的人了，真的有点害怕。
在北方，你一旦被认为是“大妈”级的人物，在爱情和事业上上就很难被年轻人认同了。据说，倪萍后来不像早期那样受欢迎，就是因为突然人们感觉她是“大妈”级的人物。所以，我有时不敢照镜子。
再坚强的女人，除了事业外，寂寞的时候，其实最想的还是男人。我想，如果再等下去，我将因年龄的问题，成为终身遗憾。我开始有意识地跟一些男性交往。就在这个时候，在我生命中又出现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后来又成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