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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到时候”，那么什么阶段才算“到时候”，这个“以后再说”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当时认为公安预审可能是一个时候，因此做了两手准备，准备他不说话，争取他说话，即使他反扑、狡辩，我们都不怕，只希望他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他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我们就估计他在预审中不会开口了。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我们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凿的证据；采取揭露性的预审方法，即在审问过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我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入手，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们事先写出审问提纲，包括在审问过程中，什么时候宣读证词，什么时候出示证据，什么时候证人出证等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
对于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多个经查验确凿的证据方可，对原始书证、笔记，要经过技术鉴定，以证明确凿无误；对证人的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
到9月中旬结束了对张春桥的侦查预审，其间一共提审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与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一直是胡搅蛮缠，东拉西扯，喋喋不休，有时胡说八道，把责任推到毛主席、周总理身上；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表现出只认错不认罪。
在审讯中，允许申辩，不搞诱供、逼供，更不侮辱人格，如实记录口供，允许修改补充。监管工作始终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工作充分，手续完备，成竹在胸，做到紧张而有序，周密而有力，稳妥而服众。
在各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的江华、黄火青、伍修权等三位领导和审判工作小组的刘复之、凌云等八九位同志，在5号楼集体听取各预审组的汇报。要求各组按照起诉意见书所列各被告人的罪行，逐条讲清认定罪行的根据和掌握的证据，汇报一条，议论一条，逐条过筛，力求做到每一项材料都过得硬，做到事实清楚、符合实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这样讨论了10多天，为以后特别检察厅起诉和特别法庭的庭审，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前提条件。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严格区分罪与错
严格区分罪与错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办案的最大困难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许多罪行和党中央领导上的一些错误，也即坏人做坏事和好人办错事纠缠在一起。为打掉林彪、江青一伙把他们的罪责往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身上推，而施金蝉脱壳计的一切口实，克敌制胜，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犯罪和错误，区分触犯刑律和违反党纪，这是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国家法律的尊严，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预审工作开始，中央就为我们确定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是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分开；二是把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犯罪活动与好人犯错误分开；三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伙进行篡党篡国活动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还有康生、谢富治等，都是一丘之貉。只有分工负责，并案审理，才能弄清全案，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彭真同志在对我们谈话中，还引用马克思的教导：“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这就从理论上告诉我们：对林彪、江青一伙，最好从他们活动的最后一段和结果着手，沿着历史顺序，从后向前研究，较易看清问题。这就是我们办案的指导方针。我们始终掌握的一条，就是只审理江青一伙直接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不管路线错误，包括江青一伙犯的路线错误及其造成的恶果。对延伸的罪行，原则上也不予追究。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如与党的路线错误有具体、直接联系，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和责任有直接牵连的，即使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也不予起诉。
1967年7月21日，江青接见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煽动说“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口号是对的”，造成河南武斗升级，全国全面内战，原拟作江青罪行认定。但经查，中央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同意“文攻武卫”口号，在江青讲话后，还给江青一信，要召开全国性会议，给所谓“左派”发枪。故不能作为江青的罪行起诉。上海“一月夺权”，由一连串事件组成，是张春桥先斩后奏，谎报情况，欺骗中央，造成了既成事实，进而发展为全国全面夺权。上海市委已认定为反革命夺权事件，中央发过文件。后经查，中央领导当时先后有过10多次讲话，表态支持“一月夺权”。我们只把与中央领导没有牵连的、张春桥直接遥控指挥制造的康平路镇压群众事件，从“一月夺权”中分离出来，列为张春桥的罪行起诉。此外，如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书记处、政治局、“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杨、余、傅事件”、“天安门事件”等12件影响恶劣的大事，由于牵涉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作为罪行起诉。其中，虽有林彪、江青一伙乘机兴风作浪、破坏捣乱，但同好人失误、失察有关，因两者的性质、手段、目的截然不同，也没有起诉。我们对此是牢牢把关的。
用事实和罪证说话
江青一伙犯罪时间长，惯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问题牵涉面广，两类矛盾交织，他们还自称是“过高级政治生活”，情况确实复杂。
接收案件之初，我们曾视为畏途。中央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还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江青一伙已是阶下囚，我们是代表人民行使正义的审判。我们的主要法宝是调查研究，特别是对江青、张春桥，预审组的力量重点是放在调查取证上，用事实和罪证说话。
开始时，党内绝密的档案和资料仅允许少数同志看，有一定身份、地位和影响的人，也不能直接查找取证，特别是与中央领导同志有牵连的问题，其中个别的“禁区”也未打开。
后来我们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问题还是逐步地基本解决了。这使我们弄清了许多复杂问题的全貌，了解了背景，这对统筹全局，正确认定江青一伙的罪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2项重大事件不列入起诉，就是经过周密的调查、验证、核实而决定的。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过23篇“重要文章”，查背景、查责任、查危害，逐篇验证，逐步压缩，最后认定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危害严重，陈应负直接罪责，才予认定罪行。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根本的是把事实搞清搞准。
我们强调多方取证，反复核实，力求做到每一项材料都过得硬、打得准。对犯人口供或线索，经过查对，得不到印证的，或没有确凿证据判明真伪的，一律不用，坚持少而精。戚本禹交代，江青曾单独向他诬陷朱德同志“朱毛、朱毛，真正是朱反毛”， 并指使、煽动人民大学学生“打倒朱德”，经反复查证，无旁证材料，就未作江青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