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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仙要么就是野兽，而群体正好可以排遣孤独，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说，人类对帮派的需求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并且是无法被制止的。
然而，一旦结党成帮，便会有小团体利益出现，就会有小团体偏见出现。出于维护自己团体利益的动机，人们很可能会失去理智的讨论和公正的态度，不能就事论事地理解和看待问题。在某些时候，事情孰是孰非就会演变成帮派间谁输谁赢，演变成个人间的好恶与得失，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理性的问题情绪化。一旦不能客观冷静地运用理性来思考问题，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就会沉渣泛起，泛滥成灾。
小人是最喜拉帮结派的，只要是他能够加以利用的人，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加以拉拢。对不同的人，他们又会投其所好、对症下药，施以不同的拉拢手段，形成亲近程度不一的帮派关系。有些时候，他们仅仅靠着一件事情，利用人们在某一问题上不同的看法，就能轻易地迷惑住许多人，被一些人视为知己，从而钻人某一阵营，或者建立起某一阵营。此外，小人们也喜欢利用帮派间的成见，挑起事端，制造混乱，以便从中牟利。
（6）大多数人有私敌。只要你有朋友，必然就会有敌人。观点的不同、利益的冲突、道德观上的殊异、情感上的恩怨，都会使人们之间产生敌意和恶感，而人们对他们所不喜欢和抱有敌意的人，又往往会采取一种排斥、抵触甚至是打击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调整利益的分配格局，或者获得心理上的渲泄和满足。不少文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曾指出，仇恨是恶魔的毒汁，然而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某些国家间的战争、部族间的仇杀，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仇恨感的一种放大和投射，是人类兽性的一种表现。
一个正人君子，很可能因为一句伤人的话，而成为别人眼中的私敌。而这位正人君子又非常有可能是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小人自己的力量又不够，或者缺乏说得过去的口实，他们往往就会利用人们之间的仇恨，挑唆、离间，搬弄是非，利用别人来充当自己打击异己的工具。不知不觉中，好人作了恶人，而小人却伪装得像个君子。这就是小人的毒辣之处，只要有利可图，他唯恐天下不乱，更不会顾惜别人的生命或者眼前的大局。
（7）嫉妒心。有人说，嫉妒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种情感，也是人群一切祸患的来源。但是，嫉妒在人类中间却是无所不在的。当“羡慕”这一非常正常的情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妒嫉就会破腹而出。总的来说，妒嫉就是不满于别人比自己优秀，认为别人没有理由应该过得比自己好，因此，从内心希望别人倒霉，藉此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偶尔的妒嫉是无妨的，并且很可能会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但经常性的、目标持久的嫉妒则很可能会焚毁人的理性，诱发人们心中的破坏欲和毁灭欲，使人们走向罪恶。
妒嫉心，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小人利用的弱点。被妒嫉心所支配的人们，对小人运用卑鄙手段打击、陷害被妒嫉对象的行为，即使不会助纣为虐，往往也会采取一种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时，他们还会被小人利用，充作打手，担当起并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是纵容、默许还是推波助澜、勇作先锋，人们都是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支持着小人的行动，而小人则趁机大长其威，大增其势。如果我们不能做到以理性来规范和控制妒嫉心，那么有许多人非常有可能堕落到小人，变成小人的帮凶和走狗，从而壮大了小人的队伍和声势。对于这种蜕变的可能，我们不能提高警惕。
总而言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类既然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必然就会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恰恰是人类的这些弱点和不足，成为小人生殖繁衍的土壤。可以说，人类的弱点不仅为小人的生存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而且还助长和推动了这种生存。
因此，我们提醒世人：防范小人，首先要从修炼自己做起。只有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弱点，并且时时注意制约它，改进它，小人才无可乘之机，我们才会避免使自己堕落成小人。
小人案例之四十五：宋神宗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贬判于今日的南京。在这里，王安石总结了他在政治上的种种得失，然而最让他纠缠于心的，却是他在用人上的失策。悔恨之极，往往奋笔疾书，然而落在纸上的却只有三个字“福建子”。这个“福建子”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会给王安石留下了这么多悔恨而痛苦的回忆呢？这得从头说起。
这个“福建子”，名叫吕惠卿，乃福建泉州晋江人。宋仁宗嘉｝右初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吕惠卿便中了进士，任真州推官。很快他又转入京师汴梁任职。就在汴梁，他与王安石相识，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文，谈古道今，竟有许多相同的见解，因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遂成莫逆之交。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拜参政知事，主持变法。当时的吕惠卿正在集贤院编校《集贤》书籍。王安石便极力在神宗面前推举吕惠卿，并称“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惟惠卿一个而已。”稍后，吕惠卿便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事无大小巨细，都要先同他商议，然后才实行，凡所提议的请议，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二人的关系如师徒父子般亲密。
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司马光曾对神宗说：“吕惠卿险巧乖滑，并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内外者，皆其所为。可惜安石虽贤德，却刚愎自用，不通世故。吕惠卿出主意，安石就身体力行。再者安石时常进擢亲近之士，也恐众心不服。”神宗为吕惠卿辩护说：“吕惠卿进对明辩，也似美才之土啊。”司马光连连摇头：“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明辨聪慧，但却用心不正，陛下慢慢观察就知道了。”后来，司马光又写了一封信给王安石，提醒他：“阿谀谄媚之土，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一定会出卖您的。”王安石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同，所以对司马光的话很反感，并认为这是司马光在挑拨他与吕惠卿之间的关系。
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举步难艰。王安石罢相求去，力荐目惠卿任参政知事。吕惠卿一上台，马上便扶植亲信，把自己不通学术的弟弟都升了官，更制定苛律峻法，弄得百姓不胜其苦。
郑侠、冯京多次上疏指斥吕惠卿朋比为奸，雍蔽上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素与哥哥政见不一，更看不惯吕惠卿的奸谄狡猾，竞当面羞辱了他一番，而今非昔比的吕惠卿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将三人一同贬谪赶出京师。王安国到底仍是王安石的一母同胞，因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作法有些不满，然而，吕惠卿再也不肯买王安石的账了，并且一下子翻了脸，大骂王安石误国害民，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都绞尽脑汁决不放过。
后来，宰相韩降觉得自己对付不了吕惠卿，便密请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此时的王安石，再看吕惠卿已不是贤非人比了。于是，他便借他人弹劾之机，将吕惠卿贬出京城。
吕惠卿狡辩奸诈、诡变多端的本质已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厌恶。因此，神宗及哲宗对其一贬再贬。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
王安石应该说是一个颇为贤德的政治家，然而，却依然要受到小人的欺瞒，为其所误。为什么会如此呢？我想，这仍要从人性中的一些基本弱点中去找。第一，王安石需要任用一些支持自己的人来推进新法的变革，这实际上就是对拉帮结党的需要。因为有了帮派成见，所以他对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的提醒也看作是挑拨和离间，对吕惠卿反而信任弥深。第二，王安石也像任何其他正常人一样，喜欢别人的奉迎和赞美。而吕惠卿生性狡猾，善用机巧，其阿谀谄媚之心又罩上了一层“志同道合”的伪装，加上其确实机辩有才，这就使得涉身其中的人很难把“假意奉迎”与“真心赞美”区别开来，从而不能及时地看清楚小人的真面目来。后来，吕惠卿自我暴露了，然而，往事已不可追，王安石的变法大业终究是为其所误了。
在这个“王安石误用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