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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制主义的道德存在着虚伪性。道德，是专制主义的“遮羞布”，因为最爱讲道德的人，是最没有道德的，他们并不把道德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比如：皇帝是最爱训谕臣下子民要“忠孝仁义”，但是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却是最差的。残酷的皇权斗争演绎出无数的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血腥场面，而淫靡的皇宫之内则时不时传出公媳通奸、夺人妻室的丑闻。又比如，皇帝总强调百官要遵守法度，但是他自己却是个例外。因此上行下效，都高唱要“守法”，但不过是要别人守法，自己并不能算作其中。这样，在权力场中，道德与功利是两分化的：说一套，做一套；虚一套，实一套；阴一套；阳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这种官场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小人文化，它像一个染缸，把所有的人都浸泡在一种虚伪之中。在这种氛围之下，君子直士必然不能见穿，不能久留，而小人即是如鱼得水，八面玲珑，做起事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所以说，不改变专制主义的官场氛围，要想根除小人，只能是求而不得。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专制主义实际都为小人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生存土壤。可以说，小人是专制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也是专制主义下最适宜生存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是专制主义造就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迎合了专制主的需要，维护了专制主义的统治。
小人案例之四十四：明朝宰相严嵩，是个有名的小人，不仅被官修正史载人《奸臣传》，而且民间“儿童妇人皆能指出姓名，戟手唾骂”。那么，他为什么能够长期得宠于当政的皇帝呢？最后，他又是如何败亡的呢？如果我们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对封建专制制度下，当权者与奸佞小人相互需要又相互利用的本质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有其君必有其巨，专制统治既在主观上需要着，又在客观上制造着形形色色的小人。
在嘉靖当朝期间，只有在“大礼仪”和“赞玄”这两件皇帝最热心的事情上都得无可挑剔的朝臣，才能久宠不衰。而严嵩正是在这两件事上，以无与伦比的阿谀逢迎之术，捞足了政治资本，从而一步步地登到官僚阶梯的顶端。
“大礼仪”是明代政治和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公元1522年，嘉靖帝继承武宗之位，正式登基，是为世宗。然而，世宗却不是武宗的亲生儿子。武宗英年早逝，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于是，便根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迎立了武宗叔父（兴献王）之子朱厚熄为帝，即嘉靖帝。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是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皇位的继承者；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分封为王。东厚熄只能算作是小宗之王，这样便产生了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也在礼仪上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等。在嘉靖帝的发动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持续了20年之久。
内阁首辅、当权派杨廷和等人，极力主张应该既继统，又继嗣，即帝统与宗统一并继承。虽然多数朝臣都站在杨廷和一边，190余人次先后上疏，支持他的主张，但却惹得龙颜不悦，下令再议。正当这位少年皇帝孤立无援之时，从官僚集团下层冒出几位支持者来，他们以张璁和桂萼为主要代表，主张只能继统，不能同时继嗣，即只继承帝统，并要求对兴献王追封尊号。皇帝得到此疏如获至宝，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获全矣！”经过一番威胁，群臣恐惧，兴献王夫妇被尊为“皇帝”和“皇太后”，但又形成了“两考”并存、“两父并尊”的尴尬局面，议礼之争仍不能结束。
就在此时，发生了左顺门事件，朝臣抗争皇帝更改尊号，约有220余人参加，一起向嘉靖伏阙请愿。嘉靖决定粉碎臣下的对抗行为，一道圣旨下去，群臣或被捕入狱、或被罢官戍边、或被夺去俸禄、或被罚以廷杖，许多人惨死杖下，请愿活动土崩瓦解。自此皇威大增，衣冠夺气。不久又来了一次清洗，把反对派势力翦除殆尽。嘉靖以议礼态度为标准，顺旨者昌，逆旨者亡，使朝廷内外处于一片恐怖之中，从此也酿成了政治上的谄谀之风，献媚取宠者日盛。
而隐居八年后，重新入朝的严嵩却一直没有发表什么引人注目的言论，但他对整个局势了如指掌。他对大礼议中攀龙附凤者一个接一个地扶摇直上甚为羡慕，一直在等待机会从中捞上一把。
嘉靖七年，严嵩奉旨前往嘉靖之父的寝陵——显陵祭告。严嵩借此机会，大行柔媚之辞，编造祥瑞谎言，并在上流中将兴献王比作开国皇帝太祖，将嘉靖皇帝比作永乐皇帝，这真是对正在深入发展的“大礼议”的巨大支持，而且他是朝臣中最早作这样比拟的，因此龙颜大悦，褒扬他的话皆“出自忠直”，从此日渐得宠。
嘉靖十五年，严嵩升任礼部尚书，在后来的6年里，他日夜不懈，殚精竭虑，为嘉靖的礼仪“中兴”做了重大贡献。在严嵩的积极谋划与操持之下，嘉靖帝终于达到了使其父“称宗人庙”的夙愿。促成“称宗人庙”成为严嵩仕途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严嵩藉此已不可动摇地取得了皇帝的宠爱。尽管抨击他贪污受贿、谄谀误政的声浪迭起，但是都因皇帝的保护而过关。
学者张显清先生曾指出，升任礼部尚书是严嵩发生质变的开始，而这一质变是有其外在原因的，他说，“从客观环境来看，升任礼部尚书之后已经进入朝政决策圈，便殿召见，面授圣旨。在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面前，作为九卿之一的严嵩或者俯仰由君，顺旨饰非，从而求得宠幸；或者刚直不阿，直言诤谏，从而遭到贬斥，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首鼠两端，壁上观望了。这是严嵩堕落的外部原因。”
“大礼仪”的实质是说明嘉靖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杨廷和派所坚持的大宗、小宗论事实上宣判了兴献王没有皇位继承权，也剥夺了嘉靖帝尊崇父母的权力，这必然会侵犯嘉靖皇帝的尊严，削弱他的皇帝权威。此外也很容易出现相权挟持、分割皇权的局面，因而是嘉靖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嘉靖议礼中，谁能顺着皇帝的意愿把理由编织得圆满，谁就能够得宠，这已成为一条规律。严嵩正是瞅准和利用了这一规律，做到了彻底顺旨，绝对逢迎，所以才受到宠幸。
在议礼得宠的基础上，严嵩继续钻营，又靠着“赞玄”这一阶梯由礼部升入内阁，成为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青词宰相”。
嘉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修仙皇帝，他供斋醮神，希望能得到神仙的保佑，并能长生不老。对于这种靡财废政的荒诞行为，正直忠正之士冒死相谏，而严嵩极尽谄谀之言，以玄文邀宠。曾身为国子监祭酒（即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的严嵩，学识渊博，笔有文采，在诗文艺术上颇有成就，但这一才华却被他用在撰青词，写祥瑞贺表上了。由于他文字功夫好，又苦心孤诣，一意奉迎，写出来的东西当然甚得主上欢心，恩宠日固，藉此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手而久居相位。此外，他还对皇帝修仙废政表示原则的支持，甚至亲自为皇帝试服仙丹，因此，在众人惨遭惩处之际，惟独他受到了皇上的嘉奖和垂青。
后来，严嵩耄老智衰，反应迟钝，做事已不如从前周全，加上纵子行凶，渐渐引发了嘉靖帝的厌恶。内阁首辅徐阶则乘机买通扶乩的道士，以“仙语”之名称严嵩为奸臣，最终摘掉了严嵩。严嵩儿子处斩，孙子充军，家产被抄，自己则削职为民，客死于荒效野寺之中。
严嵩的一生，史有公论。《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其最终的结局也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然而，考察一下严嵩与嘉靖皇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嵩现象的形成决不仅仅出自于严嵩本身，而是与嘉靖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既柔媚又残毒，既贪财又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