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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接掌握着大量的“御庄”、“御仓”之外，还掌握着国内大量的闲
田、旷土。这些闲田、旷土，遍布西夏“山谷”，显然是属于国有的性
质。
西夏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大约在仁宗
仁孝时制定的西夏文《新法》规定：
“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①。
说明西夏的土地所有制，从其性质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不是国
君所有，就是个人所有，而国君又是最大的所有者。
第二种土地所有制是贵族地主所有。所谓贵族地主，包括党项贵族
（其中又包括诸王、外戚、党项官吏）、汉族士人、吐蕃族首领、回鹘
上层，但以党项贵族为主。其土地来源有二：第一，为国君的赏赐。如
仁宗仁孝时制定的《新法》规定夏国所有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
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②。说明夏国的土地原则上都应属于国君所有。
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国君有权将它赏赐给大小贵族使用。
由于长期占用，他们也就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了；第二，依仗权势霸占。
毅宗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讹庞，惠宗秉常时期的梁乞埋，他们都曾驱使
夏民在军队的保护下，侵耕宋朝边地，将收入据为己有。
第三种是僧侣地主所有。西夏佛教发达，广建寺院，加上统治者崇
奉佛教，因此，寺院经常受到皇帝和统治阶级的大量布施。布施的内容，
除财物外，还有土地和劳动力。如《元史·世祖本纪》记载：
“浚西夏中兴、汉延、唐徕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
分垦”。“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占民田”。
这里的中兴即兴庆府。说明西夏王朝的首都兴庆府，由于是佛教的中心，
寺院经常得到赏赐，因此，产生了僧侣地主阶级。由于僧侣地主在经济
上形成了一股兼并势力，发展到元初，出现了僧侣地主将汉延、唐徕渠
一带的良田据为己有，甚至冒占民田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夏僧侣在占有劳动力方面，如公元一○九五年建立的《重修护国
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崇宗乾顺布施凉州护国寺的大批财物中，有所谓
“官作四户”。说明寺院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皇帝的赏赐。
此外，僧侣们还设有质坊、放高利贷、经营农业和畜牧业，残酷地
剥削压迫着西夏广大贫苦农、牧民。
第四种为一般地主（农、牧主）所有。其土地来源主要通过买卖而
来。“财产无数，更卖田地”①。说明土地买卖之风盛行。《天盛改旧新
定律令》明确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合法性。
第五种为个体农、牧民所有制。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生
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并有权出卖。一些个体农民通过垦荒成为一小块土
地所有者则是很自然的事。此外，晋王察哥“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
者”②，察哥既能攘民园宅，说明存在着拥有园宅的个体农牧民。在土地
① 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1 月出版。
② 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1 月版。
① 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② 《西夏纪》卷24。
买卖风行的情况下，这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牧民随时都有可能破产。
如“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①。“蕃部岁饥，以田
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②。这里的“属羌”蕃部虽然其居地在宋边地，
但因其与夏境邻近，因其民族与社会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因此，可以推
知西夏沿边个体农牧民的破产情况。
（二）存在着封建的剥削形态。封建社会通常见到的两种剥削形态
西夏都存在。其剥削形态之一为食物地租。当时，私人地主牧取地租。
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每亩收取地租的数额及采用分成制等。至
于劳役地租，谅祚时没藏讹庞曾强迫驱使西夏农、牧奴自带耕牛、农具，
“计欲尽耕屈野河西之田”③，让他们无偿为之代耕代牧，将收获物据为
己有。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劳役地租。在这里封建贵族地主凭借着
权势霸占着大量的肥沃土地，用“公田”、“公地”的形式与农牧奴耕
种，与数量很少的“私田”、“私地”相区别。
同时，西夏官府也同宋朝一样徵收赋税。如公元一一四三年（夏大
庆四年），西夏发生强裂地震，仁孝立“赈济法”，下令受灾地区减免
租税。
仁孝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之所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由以下原
因所造成。
第一，哆讹领导番部起义的推动。经过这次起义，使夏国统治者从
中吸取教训，从而对上层建筑作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从而使生产关
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基本相适应。
第二，封建制同奴隶制残余以及原始社会残余长期斗争的结果。
第三，金国全力南下侵宋，加上此时西夏已依附于金，从而使西夏
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统治者得以全力发展封建经济，调整不合理的
生产关系。
第六节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的措施
随着西夏生产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某些
相应的变化。仁宗仁孝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接受哆讹等起义的教
训，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振兴文教，厘定法律等等旨在加强封建统治的
措施。
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封建御用人才
仁孝为了大力发展西夏教育，培养大批御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措施如下：
1。大兴汉学
仁孝时，汉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元1143 年六月，
下令于各州县设立学校，“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这同崇宗乾顺的
国学人数相比，增加了10 倍。同时在宫中设立贵族小学，“凡宗室子孙
①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 《宋史》卷328，《蔡挺传》。
③ 《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庚辰。
七岁至十五岁皆得入学”①。并选拔教授给学生上课。公元1144 年（夏
人庆元年），立大汉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仁孝“亲释奠，弟子
员赐予有差”②。此外，还建立内学，“仁孝亲选名儒主之”③。
2。发展科举制度
公元1146 年（夏人庆三年）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
科，于是取士日盛”①。立唱名法，说明仁孝时期，也像宋朝一样，设有
进士科进行考试。凡是经过皇帝殿试被录取的进士按规定要宣布名次，
名曰唱名，又叫传胪。至于童子科究竟何时设立？从人庆四年复设童子
科，似乎是从仁孝开始，但从西夏蕃汉教授斡道冲“五岁以尚书中童子
举”②推算，说明西夏童子科，早在崇宗乾顺之时即已设立。
3。树立儒学偶像
公元1146 年（夏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
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③。唐时曾封孔子为文宣王，仁孝进一步封
孔子为帝，说明西夏尊儒、崇儒之风同中原王朝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
及。
4。继续购买儒家典籍
随着西夏学校数量的增多，开科取士的频繁，广大知识分子需要阅
读大量儒家典籍。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仁孝派遣使者到金朝“请市儒释
诸书，金主许之”④。西夏统治者之所以不到宋朝购买儒释书籍，因为南
宋偏安江南，与西夏关系隔绝，只好向金求购。
5。阐释儒家经典
仁孝时，不仅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
的一些著作的义理进行阐释。如精通五经的蕃汉教授斡道冲就曾“译论
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十筮，断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⑤，对
于结合西夏国情，比较准确地宣传儒家学说和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仁孝还设立翰林学士院，于翰林学士院内，设有翰林学士、
翰林待制和翰林直学士。“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①。此后，出任翰
林学士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由于仁孝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
有用人才，并因此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称赞：“夏国多才，较昔为盛”。
二、完善中央和地方机构
公元1162 年（夏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将中书、枢密院移到宫廷
内门之外，以备顾问。仁孝的这种作法，被史家称之为励精图治之善政。
① 《西夏书事》卷35。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