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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水平：习俗水平。9～15岁的少年儿童处于这一级水平。其特点是道德的价值在于别人的期待和传统秩序的保持，主要满足社会期望。这一级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第三阶段：好孩子定向。此阶段的儿童希望保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重视顺从和做好孩子，要求自己不辜负重要人物如父母、老师的期望。
第四阶段：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定向。儿童注意的中心是维护社会秩序，他们把尊重权威、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看成是符合道德的行为。该阶段的青少年在回答海因兹问题时，一方面同情他，但同时又认为他触犯了法律，必须偿还药剂师的钱并去坐牢。这说明该阶段的青少年看到了法律所起的社会作用。
三级水平：后习俗水平。能摆脱外在因素，主要根据个人自愿选择的标准进行道德判断，履行自己选择的道德准则。这一级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第五阶段：社会契约定向。与第四阶段相比，该阶段个体能够灵活地看待法律，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如果法律不符合人们的需要，可以通过共同协商和民主的程序加以改变。
第六阶段：普遍的道德原则定向。此时的个人有了某种抽象的、超越法律的普遍原则的较为确定的概念，这些原则包括了对全人类的正义和个人的尊重。同时也领悟到，不是所有有秩序的社会都能实行更完美的原则。此阶段人们更多考虑道德的本质，而不是具体的道德准则。
柯尔伯格认为，人类道德发展的顺序是固定的，发展阶段既不能先后倒置也不能产生倒退，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年龄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事实上许多人永远无法达到道德判断的最高水平，有些成人的道德认知也仍处于前习俗水平。
三、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犯罪
犯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是否与其犯罪行为有关，柯尔伯格本人作了一些研究，也有一些研究者采用柯尔伯格的方法对犯罪人与非犯罪人进行了比较，结论各不相同。
很多研究发现，犯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处干较低水平。1969年，柯尔伯格通过让法官判断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的道德评价，发现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处在柯尔伯格理论中的第一和第二级水平上（I．．Kohlberg，1969）。1973年，柯尔伯格等人在一篇题为《青少年犯罪人中的道德判断》中报告，他们对社会背景相同的犯罪人和非犯罪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大部分少年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处在第1或第2阶段，而大部分非少年犯罪人（75％）则处在第3或第4阶段。同年，柯尔伯格在与其他同事合著的《矫正中的公正社区观点：手册》一书中报告。大部分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处在第1或第2阶段，而大部分的非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处在第3或第4阶段（吴宗宪，1997）。阿巴思诺特（J．Arbuthnot）等人在19项使用柯尔伯的方法对犯罪人和非犯罪人道德认知发展进行研究的报告中发现，只有3项研究没有显著差异，许多研究都发现，少年犯罪人表现出道德发展延缓现象，他们的道德成熟度低于守法少年，在年龄、性别、智商和社会地位相同的情况下，少年犯罪人在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谈话中的道德成熟度得分低于守法少年（R．Blackburn，1993）。
犯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较守法者低已被很多研究所证实，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道德发展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似乎与犯罪类型有关。桑顿（D．Thornton）等人在研究中发现，进行熟虑性犯罪（抢劫、夜盗、盗窃）的累犯的道德推理更有可能处于前习俗水平，而对照组或进行轻率性犯罪（不涉及物质利益的伤害）的累犯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这意味着，熟虑性犯罪与道德认知水平有关，而轻率性犯罪则不大可能与道德认知发展阶段有联系。国内有人用柯尔伯格的程序对88名在押男性罪犯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罪犯的道德认知发展处在第1级和第2级水平（见表2．1），与柯尔伯格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也发现罪犯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犯罪类型有关，抢劫、盗窃和杀人等罪犯道德发展处在第l阶段的比例很大，似乎表明暴力犯罪、盗窃犯罪与较低的认知水平有关（颜锦忠，2001）。
也有研究者认为，道德思维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少年犯罪并不是不道德行为的同义词，道德阶段与身份犯罪之间的关系，或者道德推理与道德推理削弱时发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R．Blackburn，1993）。詹宁斯（w．S．Jennings）等人认为，这种关系太复杂，以至于不能证明任何原因性主张是正当的，这种关系充其量提供了一种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w．S．．1ennings，1983）。
四、简单的评价
在心理学历史上，皮亚杰是首先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道德认知发展问题的心理学家，柯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研究方法，更加详细地描绘了道德发展阶段，建立了道德认知发展阶段模型，揭示了人类道德认知发展的基本历程。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提出了批评。有人认为，科尔伯格的理论代表了向柏拉图和康德的古典理性主义的一种回归，强调理性的作用，而不强调外部经验的作用，把理性作为知识的来源，假定道德标准是绝对的，认为道德标准与历史和文化因素无关（R．Blackbtlm，1993）。社会理论家也对道德发展的阶段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道德判断也是一种社会学习，可以通过模仿榜样或观察模式而获得。他们在自行设计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并不像道德认知理论所说的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观性太强，会影响到儿童真实的判断结果。还有人认为，柯尔伯格研究的被试都是男性，因此他的研究结果只是表明了男性道德发展的阶段和男性性别偏见（（｝illigan，1982）。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犯罪心理学理论，但柯尔伯格本人及其他学者对犯罪人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对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上的启示。无论是皮亚杰设计的道德对偶故事，还是柯尔伯格设计的道德两难故事，都是由矛盾冲突情境构成的。他们通过与被试交谈，对其回答背后的推理进行分析，尤其是柯尔伯格设计的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标准问题评分系统，不失为一种标准化的道德判断测量方法，使道德认知发展领域研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取得了很大进展。犯罪心理学中的很多重要课题都涉及犯罪人内心的冲突和矛盾，而这些是难以量化的，所以至今还没有一套完整、有说服力的理论出现，这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如何创设问题情境，挖掘犯罪人深层次的心理，设计标准化的评分系统等方面，柯尔伯格的研究中都有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
第二，研究内容上的启示。柯尔伯格研究所用的两难故事在内容上几乎都涉及法律、权威、责任等问题，如海因兹偷药的故事中，海因兹必须在偷药和妻子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偷药就会犯法，而保护妻子免于死亡又是每一个丈夫的责任。柯尔伯格主要研究了儿童道德认知的一个方面——禁令取向的道德认知，而这些直接与法律心理、犯罪心理有关。目前这些观点已逐渐应用于对各类犯罪行为的解释。在当今对犯罪的个人因素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有关人类道德认知发展的一些理论观点将对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犯罪心理的静态分析
第一节 生物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生物学因素及其特征
从人类学来看，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研究人类行为，须臾离不开对人的生物机体及其生理机制的考察，否则就缺乏主体活动的物质基础。作为人类极端行为的犯罪，无疑也打上了动物本能及生物体生理机能的烙印。只有研究人的生物属性及生理机能，才能更好地认识与揭示人类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的生成原理及其作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