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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李岚清回国之后，再到长春第一次车制造厂计划科当科长。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厂长饶斌的注意。饶任过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中共建政后即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李岚清成为副手
五九年，饶斌调到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由于李岚清擅长写作，又有留学经验，亦随饶斌调到北京，任娆斌的秘书。
这对于李岚清的仕途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一机部部长为赵尔陆。赵是中共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任过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五五年获上将军衔。中共建政后，赵主要担任国防工业系统领导人。
赵尔陆对李岚清极为欣赏，曾亲自将李介绍给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六零年，赵尔陆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二年饶斌也调任同职，李岚清成了国家经委主任室的秘书。
「文革」开始后，薄一波、赵尔陆均遭到冲击。薄一波被打成「叛徒、三反分子、刘少奇爪牙」，赵尔陆更被迫害至死。
李岚清亦受到波及，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科长职务被免除。六九年到七二年，李岚清被下放到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那段备受压抑的精力，成了日后从政的本钱。假如他在文革中对赵尔陆、薄一波踏上一脚，他就难有今日的辉煌。
薄一波正是八零年代以来中共人事的主要安排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岚清受益于薄一波这位「老首长」。
一九七二年，李岚清得以复出，被调到华中支援三线建设。当时他的老首长饶斌任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厂长，李岚清因而得以出任计划处副处长、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后任第三汽车制造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
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的企业管理有第一手经验，知道中国企业的弊端所在，这为他后来的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五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协调和管理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对外经济贸易部成为其所属单位之一。当时薄一波已经获得平反，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饶斌则调任一机部部长。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岚清也被调任国家进出口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虽是第一次涉足中共外贸系统，但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很快显露出来，他利用政府贷款扶植优质出口商品的生产，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外贸出口基地。
一九八三年四月，李岚清调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对外经贸、开发区、旅游、港口管理等工作，辅助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天津人对他的评价是：颇具开拓精神，且建树甚多。
李岚消在天津的政绩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第二是积极参与要求中央下放天津港口的权力；第三是参与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筹建工作。
经贸委地位扬升
天津的工作经历，为李岚清积累了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在李瑞环与陈伟达（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斗争中，李岚清比较支持李瑞环，李瑞环八九年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对李岚清的晋升自然有益。
八五年结冻「外放」生涯，回到了经贸部，任经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李岚清当时返回经贸部，系赵紫阳亲自点的将，要李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工作。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大上，李岚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当时的部长郑拓彬是一个「外贸元老」，五三年开始即在外贸部工作。郑的文化水平较低，并不适应外贸的发展，经贸部的日常工作多由李岚清主导。
李岚清在副部长任内大刀阔斧，除主持创建保税区外，还对外贸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九零年十二月李岚清替代郑拓彬，正式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九一年元旦起，中共对外贸易实行取消出口补贴、「自负盈亏」的新体制，这是李岚清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其后继续推出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呼吁尽早颁布实施「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法」，进一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使中共外贸出口体制，逐步符合国际贸易规范。李岚清也因此塑造了自己「实干」、「改革」的个人形象。
一九九二年十月，随着朱熔基正式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李岚清成为政治局委员，并等待在次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经贸办的领导力量被再次加强。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十四大上，王忠禹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杨昌基获任中纪委委员。自此，人们已经明白朱熔基已经开始扮演第一副总理的角色，主管国务院大部分工作，而李岚清则接替朱熔基刚刚进入国务院时的角色。
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人大上，经贸办正式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由王忠禹出任主任。
九三年五月七日，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王忠禹在中外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熔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共同主管经贸委。经贸委作为国务院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搞好宏观调控，协调服务。
九一年六月，朱熔基除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外，另一个重要的兼职是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所谓「三角债」是指甲欠乙的债，乙欠丙的债，丙又欠甲的债。
但作为中国商业现象的三角债，其本质并非只是商业现象，而是经济体制中所存弊端的外在表现，因而要处理起来格外困难。
「三角债」死结难解
八八年李鹏亲自抓过「三角债」的问题，他强调制度化、统一化，要把大型工矿企业、重点项目、主要产品都集中到中央计划内，搞「全国一盘棋」，结果是一筹莫展。
在八九年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鹏不得不坦承：「三角债、产品质量、生产效益，这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后来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又接管清理「三角债」的非但问题末获解决，「三角债」现象反而更加恶化。
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陆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到百三千多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大型国营企业拖欠的。姚依林提出「必须严格执行中央计划，该统的就统，不能分散。」不过姚的意见末获政治局采纳，于是姚依林托病休假。
李鹏让朱熔基具体负责清理「三角债」，一般认为是保守派人士给朱熔基出的难题。但正是这个难题，给朱熔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
面对「三角债」这种积重难返的债务连锁现象，犹如面对一种病情严重的综合症，能否治愈取决于大夫的医道。
朱熔基首先组织一批专家、企业行政主管人员，召开清理「三角债」专题会议，给「三角债」综合症找出了症结所在：其一，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缺口严重，相当部分是依靠拖欠来弥补投资缺口的；二、大中型国营企业亏损严重，由于亏损使企业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大量的拖欠货款；三、全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成品比正常库存量多出八百亿元左右，乡镇企业甚至更为严重。由于产品实现不了最终消费，商品不能转为货币，企业无钱购买燃料和原材料，为了支撑生产，只有依靠拖欠来过日子。与此同时，各地商品交易秩序混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是形成「三角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搭脉找出病症根源之后，朱熔基认为，「三角债」的形成，是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集中表现。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取得突破，以清理「三角债」为突破口，整顿生产秩序和金融纪律，才能使大中型企业逐步搞活。
会议之后第三天，朱熔基便先后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重工业区。通过试点，提出了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治标而又治本的解决措施，疏通资金循环渠道，解开债务链。
他的明确而严厉的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只用了二十六天，仅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就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亿元。
利用舆论监督效率
朱熔基带着一片赞誉声回到北京，次日又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部署新的一轮「消欠」战役。
朱熔基用长途电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