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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平日一直趾高气扬的纺织局长说，他们局这个月大概比上个月可以增产分之五到六，朱熔基听了立即打斯他的话反问道：「局长同志，究竟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六？是百分之五点一还是百分之五点九？为什么不是准确的数字，还要加什么＇大概＇、「也许」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凡是统计数字，一定要十分精确，是多少，就是多少！」
九零年一月，朱熔基要去郊区川沙县搞「试点」调查研究，事先在金山县召开了一个全市的农业会议。会上，他让市里一位主管公司的经理拿出一个有关数据，那位不争气的经理惊恐地解释说，正在让下面的同志统计。朱熔基立刻拍着桌子怒斥道：「我叫你来开会干什么？是叫你来汇报工作的。你现在就给我离开会场。
走！」
经理遵命离开了会场。此后，这位经理只要有机会就大肆攻击朱熔基，「凶神恶煞，哪有一点共产党干部的样子？」
他在到任不久的一次市政府办公会议上，一位副市长因为参加一次剪彩活动和随后的宴会，迟到了二十分钟，朱熔基当着所有与会者的面，问这位副市长：「我看你能否少吃一点宴会啊？这么多人在等着你呢！」那位副市长生平第一次受到这种奚落，十分尴尬，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迟到了。
在以后几次会议上，被朱熔基批评得几乎下不了台的局长，有二十多位，这就更要得罪一些旱已经习惯于「无过便是功」的「稳健型」干部。某些对朱熔基怀恨在心的人，便放出上海市「局级干部将面临大换班」的谣言，企图联合起来「赶走朱熔基」。
严厉管理属下
那些被朱熔基批评的人，也一齐向江泽民哭诉，使江泽民对朱熔基颇有意见。
在市委书记、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江泽民厉声说：「你在上海不团结这些副市长、局长们，靠个人能耐行吗？」江泽民又一再指出，搞个人英雄主义，非垮台不可，还是要依靠各方面同志。
当时江泽民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朱熔基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两人党内地位相差太悬殊，对江泽民的严厉批评，朱熔基不得不表示诚恳接受，并一再作「自我批评」。此后，朱熔基不得不到处为自己的行为打圆场说：「看到一些事情没办好，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我心里急啊！我脾气不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请大家多多包涵。」
一位上海记者断言说：如果让老百姓民选市长，朱熔基肯定高票当选；如果让厅、局级以上干部选举市长，朱熔基得票肯定不过半数，而朱熔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上海滩》杂志九三年第一期刊载龙年写的长篇报导《朱熔基市长应「考」
记》，记录了朱熔基在上海关心市民生活、重视市民来信的若干事例。
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样，阅读和回复市民来信是朱熔基与市民沟通的另一种方式。据统计，八九年一至九月，市信访办共收到市民来信四万一千件，其中朱熔基的便约有二万一千件。到此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到的信件累计已超过四万封。
信访办特地委派近十名干部专门处理给朱熔基的信。他们对来信逐一登记、筛选、摘报、查办转处，有些则由朱熔基本人直接回复。八九年他们为市长摘取特别重要的来信九百多件，这就是说，朱熔基平均每天看信三封。最多的一天，九月十七日，他批阅了四十八封来信。随看随批，交代有关负责人去办，办得如何，过后还要查。
有人曾建议，一个人精力有限，市长忙，对来信不必管得这么具体。朱熔基说，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下面，市长都看市民来信，区长、局长为何就不应该看呢？
他还特地让秘书向市信访办传达了四点意见，明确提出：对提出重要建议、揭发重大问题、反映特殊困难或带倾向性问题的来信，要作为重要来信处理。此外，对批转的来信如何催办、如何复信，也都提了具体要求。
上海市某县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忽然被莫名其妙地调离了工作多年的岗位，原因据说是与同校领导和教师「关系紧张」。
他在朱熔基上任不久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六年前的委屈。根据朱熔基的批示，有关方面组成联合调查组，最后上报的调查结论是，考虑到他已经调离的现实，不便调回原来的中学，宜征求他的意见后，另外落实一个单位。真正的理由则是让他回原来的中学，就会被认为是领导错了。
从市民来信中发现问题
朱熔基在报告上批道：「领导就不能有错？」「我看把他调回原中学，问题可能好解决的多，这样也不去追究谁对谁错了（都作自我批评）。再调一个地方，还可能扯下去。」他终于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六年中因调动问题末领的工资、副食品补贴也原数领回。
一件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市长过问了才有结果，这种事情不少，原因就是官僚主义作祟。
一位镇人民代表的来信说：「我在一九五五年买一幢房子，从签订合同、登记过户到税务局纳税，一天时间，手续办完。效率之高，今人叹服。去年我想与人调房，共房屋交换所办手续，时过三哨月，杳无音讯。去催间次数多了，被骂了出来：「时间越长，对你们越负责，你懂吗？」我的两户老邻居申请接水进屋，厂方同意接装。至今，一户申请已三年，另一户近一年了，看来归西前接水进屋希望不大……。」
朱熔基立即批示：「请将原信印发市委、市政府并建委、财贸办」。他还藉此为例，廉政要抓大事，但是开门七件事也是大事、性命交关的大事，一定要管好。
廉政风暴刮起后，大批反映干部问题的来信转到朱熔基手中。
有一位职工反映，该厂连续数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但厂长竟向上虚报，骗取承包奖金和「先进厂长」称号，工人拿不到奖金，厂长都名利双收，而且多次去美国、联邦德国。经查，这个厂长八九年虚报产值百分之三十八，查首后，即予撤职，并取消「先进厂长」称号，追回承包奖金：全局通报批评。
一封匿名信揭露上海某街道盛行的不正之风，街道「三整顿」、城建办等几个部门向个体户集资，每户先付几百元搭建活动房，然后出租给个体户经商，每户月租一百元：有的居委会租进活动房间月租七十元，现转证给个体户，从中牟利；居委会还规定大小机动冻进出里弄每次要给「养路费」十至二十元，这些钱都成了里弄干部的奖金。
朱熔基从信中感觉到事情的典型性，于是特批：「请通知各区注意，不得任意搭建临时建筑牟利。这都是机关搞创收的恶果。」
从人民来信中汲取养份，从而增强对事件的判断能力，这便是朱市长阅信的收获，上海市行政事业性单位清理整顿收费办公室，制订颁发的《上海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就是针对上述来信列举的现象而出台的。
民不畏我廉
到上海工作以后，朱熔基可能是吸取了当时的天津市父母官李瑞环的成功经验，即「取悦于民」，「多抓几件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像抓「菜篮子」及改善住房条件、交通状况，治理环境污染硬性工作虽然非干不可，但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个时间过程，所以新官上任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良好形象，一定要抓好一两件能够立刻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情。
在正式当选市长之前，朱熔基经常背着市委办公厅的干部，独自找人，上到市政府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下到普通知识分于、工人、农民。在同市监察局局长吴德让的谈话中，朱熔基了解到上海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问题十分严重。
吴德让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被任命为市府监察局局长的。他向朱熔基表示：我是怀着「不怕撞得头破血流」，「手里提着乌纱帽」的决心上任的。
吴德让的这一番决心今朱熔基大为感动，同时也使他想到了唯有抓廉政建设这一软性工作，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投资的前提下迅速见效，取悦于民。于是朱熔基将他列为政府换届后重新任命的六十名局级干部中，第一个通过考核的对象。
朱熔基对他说：你的两只眼睛就给我盯住上海五百零六位委办局领导干部。只要你在廉政建设的问题上不怕得罪人，我帮你保这项乌纱帽。不是说上海有人「通天」吗？那好，保不住你的位子，我陪你一起摘掉头上的乌纱帽。封建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