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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
不伤其手矣。”（七十四章）
这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之执杀残剧，显明地是在氏族社会崩溃而
奴隶制社会建立的时代流行着。至于将俘虏供牺牲的仪式，委实是“代司杀
者杀”的典型。
因此，老子痛斥统治阶级，曾说：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二十九章）反之，“始制”之世：
“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六十四章）
前者从对立相而言，后者从契合相而言；前者即所谓“尊行加人”的至
不平等，后者即所谓“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的极平等。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
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六十五章）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
这里所谓“智”即“智慧出，有大伪”之智，即盗窃天下神器之智。统
治者在老子讲来，便是“国贼”，假使没有这种国贼式的政治，则可以返于
“始制”之世。他以为，明白了这种对立物的发展关系，即懂得此两者是一
种公式，并且把握住这公式，便可以复归于无差别相的“玄德”之世。这玄
德是对立物的反发展，故曰“与物反”，虽然是逆反，可是“物反大顺”。
可见老子在经济上是主张归于“始制”，在政治上自然是主张归于“无为之
治”。经济与政治是相适应的。老子还有言税的一句，即：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七十五章）
在古代阶级社会“税”是养育统治者的工具。老子痛斥统治者，那么“超
经济的剥削”——税，自然也在否定之列，所以有上面的话。
老子既然反对国家，因而也反对“法令”，他说：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
“法令”是与国家俱生而来的，统治者的法令都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和权
利关系之上的。“大怨”既成，调和经济利害的法律命令，根本上即立足于
“割”“刿”关系之上，所以法令益多，社会就益不安了。社会上有国贼，
有小盗，贼盗的社会有治安的问题，有治安的问题才有法令。若根本没有贼
盗，即无治安问题，那么，法令便失其效用了，所以他说：
“唯施是畏。”（五十三章）
“民莫之令而自均。”（三十二章）
因为：
“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五十八章）
在经济上是“无有入无间”；在政治上便是：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四十三章）
在经济上是“为之于未有”；在政治上便是：
“治之于未乱。”（六十四章）
总之，老子的国家思想在暴露国家机器的矛盾之后，否定社会发展，“对
恶不抵抗”地主张回到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其对政治疏远的、天真的、逃
避现实世界的复古思想意识是十分明显的。
第六节 老子的人性论和社会思想
（一）老子的人性论及其伦理教育学说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大都有对于人性的假定。性善、性恶在中国学说史
上的争论，助性、争性在西洋各学者间的辩论，都占居很重要的地位。所以
研究老子思想，也必须究明他的人性论。
我们在上边各节，已经把老子所理想的社会组织详述明白，总括言之，
他是以氏族公社为理想的极世。历史主义地讲来，在这样社会条件之下，人
类的有目的的活动，自然有他的实践的意义。在这样“无之”社会中，人类
实践的活动，在后人的看法上，就容易认为具有“无私无欲”的特点。反之，
在老子所亲见的“有之”社会，人们的活动自然是充分被自私多欲的倾向支
配着。老子以为“今之有”私，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为然，在人性表现方面亦
然；“古之无”私，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为然，在人性方面亦然。他既然要在
社会求知止，求夏归，因此，他对于人性也就不得不坚持“见素抱朴，少私
寡欲”的倾向。于是更进一步，他对于人性的认识，以为有私是伪，无私是
真，把人的本质看成一个“类概念”，静止的抽象体，无古无今的绝对性—
—见素抱朴的“常德”。
读过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竞争的社
会，他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所谓“自爱心”、所谓“利己心”，或所谓“人类
对于自己最善的努力”。因为他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私有社会，认为是合理
的天国，在这种社会中，人类实践的活动，自然以自私自利的人性占支配的
地位，即自私性在人类的全意识中占居“现实性”的方面。所以他便把人性
抽象化、绝对化、孤立化，硬说，人性的本质是自私自利心。
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对照思想，便知道，一个绝对否定私有社会，一个绝
对肯定私有社会，两个思想家的人性论于是趋于两个极端的抽象体。各依据
抽象的孤立化的人性，做各人自己学说的出发点。人性的假定既然是和社会
观相照应的，那么在同一时代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古代思想家，
如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因为他们的社会观有些相似的倾向，所以他们对于
人性的假定也有些相似，而和老子的假定完全相反。
现在，我们且从老子的文句中寻求证例：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三章）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七章）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
这是无人我见，无物我相的说法。
“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
“欲不欲。”（六十四章）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
“圣人被褐怀玉。”（七十章）
这是无私无欲的说法。
总之，他以为，人性根本是“不自私”的，“外其身”的，所以才与“始
制”相合；后来人类的自私心、占有心，却是变态的心理倾向，不是真性。
他既然把人性抽象化、绝对化，更进而错误地将社会制度建筑在人性的
基础之上。我们知道，人性是人类在社会的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发展过程，是
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的总体，生产关系决定着人性的倾向，而人性
复反作用于生产关系。老子既然否认“发展”，就必然会产生其人类无私性
的论断，犹之乎亚当·斯密抹杀否定的否定之发展，便以为资本主义制度建
筑在“自利心”人性的基础之上，这都是一样的推论形式，即绝对的制度建
筑在抽象的人性之上。
凡是从孤立化了的人性出发，就不能理解人性变质的发展和转化。老子
知道“不自私”到“自私”的转化，但他却以为这种转化是违背自然的，非
必然的，应当复归于“不自私”，因为他已经假定“不自私”才是人类本性，
“自私”是人性反常的现象。他说，“去彼取此”，即是不在求必然，而在
求“当然”。玄学和科学的分界于此便清楚了。
老子从这种人性的概念出发，就必然导出如下的伦理观念：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
有忠臣。”（十八章）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十九章）
举凡仁、义、孝、慈、忠、信、礼，他认为都是“有之”社会调和“大
怨”的工具。因为这些伦理观念都是私有社会的产物，若在氏族公社时代，
根本是“普那鲁亚”的家族，所以没有孝慈；根本没有人与人间的对立，上
下先后的分离，所以没有礼节；根本没有阶级制度，所以也没有忠信；成员
之间根本皆互爱，故没有仁的意识；成员之间根本皆互助，故没有义的观念。
这里所谓“民复孝慈”的孝慈，即人不必亲其亲、子其子的普遍孝慈，这样
的孝慈已经不是孝慈了。
他对于教育问题，又是这样说的：
“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
大迷，是谓要妙。”（二十七章）
在奴隶制社会，善人与不善人是对立的社会关系，用近代的话说，奴隶
便是不善的人，自由民便是善人。因为是不善的人，所以没有公权，因为是
善人，所以有公权。善人既然是不善人的师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