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 玻恩和海森伯
在我眼里，理论物理学是最纯正、最正宗和最高形式的自然哲学。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这样看。这判断来自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我的自修途径是跟踪追迹。
我不会在爱因期坦和普朗克身边止步。从这里出发，我结识了一大批物理哲学家。英文
叫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单纯的、技巧上的物理学家对我的吸引力不大。我追随的是“物理哲学家”。这个术语对我很重要，直到今天。
伦琴发现了Ｘ射线，贡献不能说不大（抗击非典，Ｘ机也派上了用场），但按本质，伦琴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
索末菲（Ａ．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在原子物理学方面也有许多贡献，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他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不像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狄拉克、薛定谔、玻恩和海森伯等人善于发现、提炼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原理或法则。
就是说，“物理哲学家”追求的是“绝对”。
在德意志民族深层精神构造里，追求“绝对”是她的一个特点。马克思、马赫、康德、黑格尔和贝多芬都有典型的表现，尽管他们各自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但“从相对到绝对”，追求世界的终极原理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我，当我还在北大的时候。
在物理学王国，我像只蜜蜂，懂得在百花丛中忙碌。
“有奶就是娘。”这是我的自修原则。北大图书馆也为我提供了众多导师。
玻恩（Ｍ．Ｂｏｒｎ，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德国“物理哲学家”，荣获诺贝尔物理奖。除了他的一些很专业性的名著外（如《原子力学讲义》和《光学：电磁光学理论教程》），他的许多著作我都精读过，且不止一遍，常常是找到德、英两个版本互相参照来看。其中一本给我印象最深：
《我这一代的物理学》
这本书就像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不少句子和段落，我都能背得出来。我是把它当成《浮士德》来读。当年的读书笔记，今天还保存着。
在温饱大前提下，我把精神宴会看得高于一切。这种价值观起始于我在北大时期。
海森伯（Ｗ．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０１—１９７６），德国“物理哲学家”。１９２７年，年仅２６岁的海森伯为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３１岁得诺贝尔奖。
他写下的许多句子和段落，至今我还能背诵下来。其中影响我一生走向的是这样一句：Ａｌｌ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一切真正的哲学家都必须是科学的）
这正是我削尖脑袋挤进自然科学王国的原因。
只有熟悉了自然科学成果，知道了“天高地厚”，我才能言哲学。
这也是北大毕业前夕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志愿的充分理由。我知道，家畜生理学、家畜传染病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微生物、土壤学……有助于我知道“天高地厚”。
坐在物理大楼，俯而读，仰而思，我想到的是中国古代“士的使命”；想到人生易逝，天道永存。
最后我想说，玻恩和海森伯都能弹得一手好钢琴。
我确信：在理论物理学和古典音乐之间，一定有某种相通的东西。依我看，这就是宇宙高阶的和谐。
在众多影响我的杰出“物理哲学家”当中，我还要提一下美国高压实验物理学家布里奇曼（Ｐ．Ｗ．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１８８２—１９６１）。１９４６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他手脑并用，巧妙地把每平方厘米２万公斤的压力提高到４０万公斤。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在如此高压条件下物质的状况。（这一好奇心也感染了我）他写过一本书，叫《高压物理学》。
布里奇曼又是一位哲学家。我读过他三本书：
１． 《现代物理学的逻辑》，１９２７年。
这个中译名对我有所触动。但英文原文对我的触动则是中译名的１０倍：《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开头四个字母都大写，会有力地刺激我的大脑皮层，叫我顿起敬畏之心。
关于开头大写字母的重要性，我想从侧面举个例子：冷战时期，前苏联克格勃在中学毕业生中招生。有一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在答卷中，该考生把美元开头字母大写，把祖国开头字母小写。考试委员会决定不录取他。理由是：在他的心目中美元比祖国重要。
２． 《物理理论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３６年。
３． 《我们一些物理概念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Ｏｕ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１９５２年。
当然，他的物理哲学贡献是提出了“操作主义”。要义是：如果在确定一个物理量时，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那么我们就不能用物理方法来检验这个量。这样，这个量便因为没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能被抛弃。（在西方，操作主义的影响很大，但也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反对）今天中国人挂在嘴边上的说法“可操作性”，估计正是来自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
第二部分在崇拜中觉醒（6）
五、 申请转到物理系的失败
这是四年级上学期的一次“壮举”，大约在１９５９年春，也就是我自修物理哲学一年之后的事。我觉得我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特别热衷于自然界一些基本物理常数后面的那个“绝对”或“永恒”。
不断逼近“绝对”就是“朝圣”。普朗克把它叫做“朝上帝走去！”普朗克的上帝是自然科学寻求的“必须”加上人间宗教伦理道德上的“应该”。在理论物理学王国，我有所悟，觉得自己进入了角色，如果正式转系，日后可能会做出些名堂。考虑了一个月，我写了“转系”报告，记得是通过邮局寄出的。当我把信投进邮筒，我的心情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我也想到后果：必失败无疑，招来一顿训斥。
大约１０天后，系里一位行政领导找我谈话，把我臭骂了一顿：“你以为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的一所大学吗？随心所欲，想到哪个系就到哪个系？这里是社会主义大学，由不得你乱来胡来一气！回去好好读你的德国文学，你都四年级了！还有一年就毕业。不要浪费人民的粮食！”
从民主楼出来，我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因为是预料中的事。这时候，我又习惯性地往未名湖边的钟亭走去。我自然想到我今后的归路。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一个“诚”字。在中国哲学中，“诚”这个汉字非常重要。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诚者，圣人之性也。”（真诚是圣人的本性）
“至诚者，天之道也。”（基本物理定律或法则便是至诚的，它从不擅自改变，始终如一。许多很不相同的分支，都由同一条法则来支配）
培根说过：“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
至诚便是真理的第一个大前提，第一个成立的条件。
想到这里，我的意志比以前更坚强。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了。我不孤独，我有我的意志、我的广大世界同我日夜作伴。
在钟亭坐久了，有晚景卧钟边的况味。我用双手摸着那口多年沉默不语的大钟，我在同自己倾心交谈，自己宽慰自己。我想，也许一切业余的才是最美的。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职业有压力，日久不免乏味，否则哪来“做一行怨一行”的老话？职业有异化的危险。若是真正出于个人爱好而业余从事某项纯正的精神活动，便会少很多压力和功利心，多一份超脱和审美的情趣。今天来看我当年这种“退一步”的解脱想法，也有几分道理。其实婚外恋便有种业余的味道，而婚姻家庭则是职业的性质。中国有句老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妓、偷和偷不着的心理都是业余活动。“家花不如野花香”。这个“野”字也有业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