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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已经千年第155节 进程 老大中国为什么步履沉重
进程 老大中国为什么步履沉重 一个幽灵缠绕在中国人心头。 为什么中国凑巧就没闹成工业革命？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商量好了全伙儿甩了中国奔向西方？更可悲的是，后来萌芽们到东方串种，吱吱喳喳在日本扎了根偏就不扭头瞧一眼中国——结果，西方列强欺辱中国人，日本人更给“同宗同种同文”的中国人一个甲午大败、一个《二十一条》、一个八年旷世劫难。 ⊙千年前中国社会结构已到顶峰 亚当·斯密先生写过一本了不起的书《原富》，其中谈到中国：“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土地最肥沃，耕耘最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广众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黄仁宇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地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前），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别的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益上作实质性的改进。” 亚当·斯密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的发言人，他与中国的雍正、乾隆算得上是同时代人，但想法完全不同。虽然亚当·斯密去世得太早，没能看到其后的罗斯福新政、萨缪尔森学派红极一时、ＷＴＯ把全世界有产阶级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但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经济规则的强制维护，等等。 雍正皇帝却不这么看。1728年雍正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致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且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皇上不喜欢资本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们为什么没能串种到中国，这里的学问大了去了，再了不起的计算机也搞不清。其实有一个特朴素的原因：皇上不乐意。 从国家社稷的高尚角度讲，中国人人都应该丰衣足食，饿死谁朕心里也不忍，所以要维持一个分散、小规模但平稳的农业社会。从自私的角度说，只有这样的社会才会让朕睡得着。赏赐是有的，一下子赐给爱卿爱妾几万亩是可以不眨眼的。但那会儿相对的人少地多，还赐得起，让皇上现在赐个看看！但爱卿爱妾绝不要想做大，稍有一星星萌芽就要抄斩满门。 所以，仁慈的中国皇上绝对做不出英国人那般血腥故事：为了赚钱，连续300年用暴力和欺诈圈占农民的土地，把土地变成大牧场大农场；同时国家用法律、监禁、鞭打和死刑禁止农民流浪，强迫他们为资本家打工。土地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物质资本，流浪的农民提供了人力资本，再加上瓦特先生玩弄蒸气机那个不务正业的爱好，三者一凑巧就工业化了。 资本主义对皇上实在没什么好处。子民们有钱了，便温饱思人权了，连女子都嚷女权了。这样一来皇上可就惨了，妃子不好找了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富有四海了，钱少了哪弄妃子去呀。徽商是富了，但你是在皇恩浩荡下富的，所以该捐就捐，君臣都快乐。